悠然:回歸真只是換了一面旗嗎?

2016-11-08
悠然
學研社成員、香港資深政治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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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事後孔明,可以羅列出一堆原因,解釋香港為何弄到這田地:如可以歸咎於最初十年的壞運氣,由金融風暴、禽流感到SARS,沒有一項不能算是世紀大事,而竟全讓董建華碰上了,運氣可說是壞透了。不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沒有一個不受這些問題重創,而且,香港近十年經濟和衛生的發展,已明顯告別最初十年的不幸。

我們也可以歸咎於港英的用心歹毒,回歸前已暗藏殺機,由強積金、高樓價、法制、傳媒到公務員,回歸後,這些潛伏的問題四散,政府疲於奔命。不過,中央政府怎會天真到相信英國人會乖乖不作為呢,一本布賴恩‧拉平的《帝國斜陽》道盡了英國撤離殖民地時的種種作為,中英皆是古國,兩國又在回歸前鬥法了十多年,經驗豐富,歷史悠久。更重要的是在資源充足下,二十年來不僅解決不了這些問題,還有積重難返之象。

我們更可以歸咎於上文提及港人的情結:長期的恐共排共心態、難民情結和文明優越感,這些我稱為冰山下的情結,和冰山上的突發事情相遇,便一發不可收拾。不過,港人這些情結已有數十年歷史,不是一時一刻的病毒,而且回歸前,愛國是在港中國人的最大公約數,但這種價值認同,回歸後卻江河日下。

回歸後,犯了哪些錯呢?

前中聯辦任姜恩柱曾經感慨說:香港是一本深奧的書。從今天的結果看來,大部份處理港務的官員都沒有好好讀懂這書,或者說,他們受讀書的角度影響。一向以來,中央對香港策略有八字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個五十六年前或者更早由周恩來制定的政策,不難發現,後面四字,一直沿用到今。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原來想用在台灣問題的「一國兩制」借麥理浩誤打誤撞之機,用在香港身上。八十年代初的中國一切百廢待興,茫無頭緒,改革開放還是在跌跌碰碰中前進,好聽的說法是「摸著石頭過河」,實際的操作是大膽嘗試,有錯則改。而「一國兩制」的原則和基本法的內容都在保一條:香港的長期繁榮安定,並協助中國的復興。這是「充份利用」的餘額。在那個港富陸窮、向外學習的階段,這一「充份利用」並沒有錯,但隨著中國經濟改革愈來愈成功,兩地差距愈來愈近,今天在港實施的「一國兩制」反而成了一個試錯機制!

許多之前沒有深思的問題接踵而至,明顯反映中央只有大原則,卻沒有一套完整的頂層框架,結果是對香港轉變為特區後的去路研究不深、對要怎樣應對、甚至改變港的人的複雜情結研究不深、對管治香港所需的理論研究不深、對香港只在生金蛋的利用,過分突出香港的經濟性,而幾乎忽略兩地文化、歷史、血緣等的糾帶作用。(很諷刺的是,如果在香港要申請研究歷史教育項目的基金,最大的那一個叫「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 

回歸後,中央政府面對香港問題同時使用多種工具,如保護、支持、防範、規制、提點、合作多管齊下,因時因勢靈活運用、排列組合。在實踐中,這種策略看似奏效,但往往自相矛盾、混亂不堪,保護香港的獨特性成了保護香港的獨立性,在在顯得功能性有餘,戰略性不足;管得了一時,管不了一世。種種治港政策,更像是一系列應急性、反應性的政策拼盤。

中央以為維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維持香港精英階層的利益,就能繁榮安定下去,是只利用香港的經濟性,看不懂或不理香港人的冰山下層:民心上的自外、價值中的親英(或西方)和意識裏的厭中,香港人的冰山情結,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傾向對一國的懷疑。於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來了:如果兩制中的一個社會不承認一國,沒有共同一國的信念,「一國兩制」怎樣走下去?「一國兩制」不是成了鼓吹分離份子的庇護所嗎?

明白此點,中央不應只是頭痛醫頭的政策拼盤,應讓放棄「充份利用」的打算,香港人也是中國人,讓香港人為中華民族的身份自豪,讓兩地人交流融合,休戚與共,為香港長遠的安生立命設計一個「一國兩制」頂層框架,這新「一國兩制」是一套涉及政治、文化、身分、教育和經濟等層面的動態設計,而不再是保留原來制度的守性機制。

如果說,香港十多年來實施「一國兩制」的最大貢獻,就是讓我們盡量地施錯,日後在收回台灣過程裏能走少點冤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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