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兆勇:香港不只是中國的另一個城市

2017-07-05
蔣兆勇
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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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下這個題目,容我先把對香港的感受描述一下。  

七十年代末,上初中的時候,我看過一本《香港風情》的短篇小說集,書中寫了些資本家剝削打工者,男男女女畸情亂倫之類的內容,香港的光怪陸離,道德沉淪,投射在我心中,形成的是一個“臭港”印象。現在回過頭來想想,那位作者的主要目的是要突顯資本主義的腐朽本質和垂死性,告誡中國人資本主義道路可走不得。  

九三年,我終於有機會以政府官員的身份參加在香港舉行的招商會,這才第一次真實地感受這個“邪惡的香港”。當時的赴港簽證不是在公安局辦,要通過英國駐華大使館審批,所有操作程序與出訪其他主權國家並無二致。那時,政府還要補貼七百元的置裝費:黑西服,白襯衫,深色領帶,黑皮鞋。赴港之前,還要交代外事紀律,不得幹有損國格的事情。我們大隊伍從皇崗過關,一過海關,護照便被收走,唯恐有人逃跑。“外事無小節”(周總理語),到香港就是外事,不可亂說亂動,遇到可疑的人要及時報告。  

回歸前香港予內地人「尊崇」感覺 

在香港呆了一個月,出於好奇,我在銅鑼灣的電影院門口溜達,想看看三級片。當年我從來沒有看過黃片,想約一個級別比我高的人壯膽,那位上司嚴肅地警告我:按黨組織規定,看黃色電影,要開除黨籍。既然他這樣說,我只有單獨行動了。影片終場時,燈突然亮了,我吃驚地看到給我宣布有關規定的領導也在場,我低頭不語,迅速撤離影院,總算沒有弄個頭頂頭的尷尬。  

那時候,港人也熱情,動輒就請吃飯,自小出身貧寒,我以為的海鮮不過是海帶、蝦子而已,終於見識了蘇眉,象拔蚌之類“新奇”海鮮。媒體也很有生氣,什麼都敢說、敢罵,好多同行的人都躲在房間裡看所謂“反動書籍”,咀嚼那些政治大逆;來港不易,等於走出國,得為七大姑八大姨購買禮物,那時主要買的是北角或者是背街背巷的便宜貨,有些小商小販嫌我是表叔,還敲竹杠,龐大的招商團,大包小包,儼如一個採購團。在美心快餐,可能見我們西裝革履,估計我們是大陸人,有的起頭還當眾罵我們“土匪”,後來才知道,那種人大多是國民黨殘兵敗將,或者是右派分子來港的。  

那時候,我們對香港的心理體驗,用“尊崇”來形容比較恰當,這種情懷我相信很多內地人都有,不然你解釋不了這樣的現象:香港的小混混可以把內地的高官騙得團團轉;香港的小打工仔在內地做了大老板;內地的美眉也被香港的老頭納為二奶或太太什麼的…… 九七年之後,赴港程序越來越“內政化”。過去,多次往返港澳通行證一個省不過十來個名額,持證者皆非等閑之輩。回歸後,為了支持香港,赴港之門大開,赴港就不那麼稀罕了,也不再有出國的感覺了。再加上,內地越開放,香港較於內地的優勢也越弱,比如,做市場,港人以前是內地人的老師,現在,內地不太需要這個老師了;做金融及衍生工具交易,香港人過去也是內地人的老師,現在海歸多了;……甚至媒體也是這樣,內地雖無東方、蘋果,但也出現了很“八卦”的都市報,也有了狗仔隊,也有了時政雜誌,有了素質一流比香港辦得更棒的財經報紙,內地就差英文報紙和政治評論稍遜香港了。內地人一旦進一步轉變觀念,擺脫一些束縛,將釋放出驚人的力量。  

許多高官對內地心態仍停留九七前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在內地人心中,香港似乎正演變成中國的另一個城市,“不過如此”油然而生。  

這些香港普羅大眾看得非常清楚,董先生等少數幾位行政首長看得也很清楚,但香港有許多高官並沒有看得太清楚,他們對內地的心態還停留在九七年前,簡單說就是三個字“看不起”,最近的事例是,廣東“非典”初起時,鍾南山院士兩度赴港提醒重視,但卻受到了不應有的冷遇,因為鍾是中科院士而非英國皇家科學院士。凡此種種就造成了香港一次次發展機遇的喪失。作為中央政府,維護香港“一國兩制”和經濟繁榮是國策,有其長遠的政治考量,不會把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普通城市來對待。不過港人也要看到,越來越開放的中國是讓香港的機會增多了不少?還是空間被壓縮了? 管理學中有“區隔”的概念,任何一個產品沒有差異、沒有個性,產品就難以推廣了,同樣,香港的特質,如國際化也深為內地所依重,香港的行政理念,公務員制度,金融資本的市場化運作也值得內地好好學習、借鑒,這些其實也是香港的根本。更加國際化而不是“內地化”,也許是香港與內地城市競爭的殺手鐧——這就是我的觀察。  

寫了這些文字,我想這樣說: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國際大都會,中西文化的一個窗口,但它又不只是中國的另一個城市。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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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洛絲  2017-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