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貞山:關愛座與讓座爭議

2017-07-25
胡貞山
學研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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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資料圖片)

隨著網絡和手機科技的進步,近年香港的「網絡公審」風氣,也變得越來越厲害。不少市民的日常爭執,被好事之徒拍下後,再上載至社交網站,繼而被網民點評或抨擊,部分人的個人資料,甚至被網民「起底」。由早年的「巴士阿叔」事件,到現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關愛座的讓座問題。由於近年出現多宗青年人拒絕讓座而被「網絡公審」,部份人開始將矛頭指向關愛座設立的必要性之上,有些人認為關愛座現在已淪為「批鬥座」,應該予以取消。 

關座愛的爭議兩極化 

其實,設立關愛座而衍生的讓座問題,並非香港獨有,世界各國的大城市,均先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設立了關愛座,又或者稱為優先座,以此體現該個地方重視人權、平等、關懷精神。關愛座主要以老人家、孕婦、傷殘人士,作為照顧對象,另有部分國家如英國、愛爾蘭,則將攜帶幼兒的成年人包括在內。 

有趣的是,在讓座問題的分歧上,東方社會的中、港、韓、日等國的焦點,似乎跟西方社會的歐美諸國有所不同。簡而言之,中、港、韓、日等國的讓座爭議,大多是針對讓座給老人家的問題。近月來,除了香港之外,在中國上海、南韓首爾也相繼流出年青人不願讓座給老人家,繼而出現爭執的視頻。至於歐美國家,其爭議的焦點則較具實質性,例如:怎樣分辨表徵不顯的傷殘人士,以及立法明令讓座的必要性等。 

東西方的關愛座 

以近期爆發上海的讓座爭議為例,年輕的男事主以當日做義工疲累為由,坐在關愛座上,沒有即時讓座給老人家,被車內的人指責之後,為了面子堅決不讓座,後來他因為被人拍片而強搶對方的手機,觸動了警方。事件發生後,微博等社交媒體上的意見卻較為一面倒,大部分人均認為,我們不應強制要求別人讓出關愛座,也有人認為讓座是人情,不是本分,更不是責任,不應該道德綁架。當然也有意見指出,老人家並沒有特權,沒有必然獲得讓座的權利。 

其他東亞國家如韓國,經常到該國旅遊的讀者均會發現,他們的乘客大部分時間都不會坐在關愛座,哪怕當時整個車廂只有那裡有空位。據筆者身邊的韓國朋友介紹,韓國年輕人對關愛座避之則吉,除了因為韓國仍存在上下階級觀念、體現敬老的儒家思想之外,害怕被人網絡公審,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這種讓座體現敬老的精神,也衍生另一個獨有的問題,便是兩個老人家往往為了獲得關愛座而「恃老賣老」,即使自己是後來上車,也會以自己更老為由,要求已經坐在關愛座的老人讓座,也因此造成爭執。 

至於日本,也是不少乘客不會或不敢使用關愛座。就筆者長期的觀察,日本雖較少出現韓國老人之間「恃老賣老」的爭執,但是年輕人因為讓座而跟老年人爭執,其實也是時有發生,只是日本私隱意識較強,較少出現所謂的網路公審及起底的個案。由此可見,中、日、韓文化雖然相對近似,但是伴隨着關愛座所衍生的問題,以及他們在應否讓座的態度上,三國似乎都有著些微不同的特質。 

那麼,西方社會又是怎樣呢?比起東亞地區,英美兩國的公營交通機構,早意為關愛座作出安排,近年倫敦更為老人家、孕婦、傷殘人士提供藍色讓座襟章及卡片(Please Offer Me a Seat Badge),讓有需要而又難以啟齒的人士,可在不發一言之下更易得到讓座 (注:日本也有推出針對孕婦的識別襟章,但不限於在交通系統使用)。當然,倫敦地下鐵公司也表明,讓座沒有強制性,也不會安排人手去監督乘客是否配合讓座。 

至於美國,最著名的事件要說紐約的地下鐵路。在2009年,他們進一步地為讓座推出了罰則,不讓出關愛座給非需要人士的人,將會被罰款50美元甚至行政拘留,並在當眼位置貼了“it's law”的標貼。然而,跟倫敦一樣,紐約當局也不會安排人手去監督。 

讓座、不讓座,是道德問題 

其實,即使在歐美國家,談論到讓座問題時,老一輩既慨嘆讓座風氣的衰微,但是同時也有老人家認為自己身壯力健,不希望被視為弱者。東西方在看待這問題上,側重點也有明顯不同,西方著重實際效用,東方如香港現時則稍為本末倒置,大搞道德審判,而非做實事,這風氣是否社會之福? 

說到底,讓座與否其實是一種道德上的選擇,是一種美德,只是應否以此凌駕個人的主觀意願,則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一旦用法例規範化,甚至搞起人格公審,將難免引起一連串的骨牌效應,亦會對其他處於道德與法律間灰色地帶的行為、價值觀帶來衝擊。 

就目前的個案來看,惡意霸佔、拒絕配合讓座的僅為少數,但是借此大搞道德批判的人,卻是樂此不疲,模糊了問題的焦點。當務之急,應該是思考如何更有效地改造車廂環境,讓真正有需要的人士,能夠更快更便利地得到協助,例如:是否取消特定關愛座的概念,讓整個車廂都成為關愛座,增加受讓的機會率,這又是否可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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