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帥、李崢：人工智能——新的合作前沿

各國高度重視人工智能，源於該技術擁有無可比擬的變革潛力。首先，人工智能可大幅提高勞動生產力。該技術結合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將帶來以信息為基礎的新一輪生產力革命。它將把人們從低效體力和腦力勞動中解放出來，傳統的生產關系將因此發生變化。一些國家將釋放出巨大的技術紅利，邁入新一輪經濟快速增長。其次，人工智能有可能重塑現有的社會體系。例如無人駕駛汽車的大規模使用需要改變現有的基礎設施、法律法規和道德觀念，更新城市規劃者和治理者的理念。最後，人工智能將催生軍事變革。軍事機器人的出現將大幅降低戰爭成本、拉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軍力差距，也會重新定義未來戰爭的形態。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存在著諸多風險。首先一個風險就是數據偽造，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在短時間內生成大量偽造圖像、文件、音頻和視頻，這些偽造的信息真假難辨，經由互聯網傳播後可造成災難性後果。第二個是法律和道德風險，國際社會目前還沒有規範人工智能的標準，但其程序參數由人為設置，反映設計者的主觀想法，絕非客觀中立。目前外界對以人工智能為基礎的自動化武器，能否作出主觀判斷仍存在較大爭議，此類武器與《日內瓦公約》等現存國際戰爭法和規則體系存在衝突。第三個風險涉及就業和貧困問題，人工智能帶來的生產率上升可能造成持續性失業，擴大赤貧群體，繼而引發社會動蕩。富人將更有條件獲得人工智能、機器人、大數據等新科技帶來的益處，這會進一步加劇貧富差距。第四個風險是軍備競賽，目前軍用機器人的規模正在呈指數級增長，無人機成為全球軍售市場的主要增長點，這可能引發各國尤其是中小國家的軍事競賽。

 

中美兩國的人工智能在全球領先，擅長基礎研究、技術開發和應用，涉及教育、醫療、金融等行業。美國科技巨頭IBM、谷歌、微軟、Facebook等在技術上領先全球，而中國企業則在圖像識別、語音識別、自動駕駛等領域較強。兩國擁有眾多人工智能初創企業，根據數據分析公司CB Insights發布的「2017年全球最值得關注的100家人工智能企業」，美國佔59家，中國佔27家。

 

當前，中美的合作遠大於競爭。美國企業關注點通常集中於基礎技術，而中國企業則更關注應用技術，形成了美國設計、中國製造的合作模式。雖然兩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合作至關重要，但競爭亦不能避免，雙方對彼此存有擔憂和誤解。其一，美國擔心失去絕對優勢。有美國媒體擔心隨著中國加大政策支持發展科技，美國卻削減研發經費，會令到本國難以保持絕對優勢地位。其二，兩國在軍事領域發生惡性競爭。《紐約時報》報道稱，中國正快速將人工智能技術用於軍事目的。其三，美國擔心人才和技術流失。中國的百度、騰訊等科技公司紛紛加大對美國人工智能公司的投資，引進一流人才並在美國設立人工智能實驗室。美國看在眼中感到擔憂，甚至逐漸演變為對中國企業的戰略猜忌，一些美國專家建議要進一步嚴格審查中國對美投資，阻止中國企業並購、投資美國相關企業。一些人甚至建議應阻止中國學者在美國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降低中國技術和專利的國際知名度。中方也擔憂美國互聯網霸權將會延伸到人工智能領域，因此對美國企業採集中國社會數據顯得更加謹慎。如果這種誤解和猜疑不斷加深，人工智能可能成為中美關係又一個麻煩而不是機遇，這不僅不符合兩國利益，也可能給其他國家帶來負面的示範效應。兩國應採取措施改變這一趨勢。

 

鑒於中美網絡安全領域的經驗與教訓，我們建議兩國政府應共同促成人工智能領域的合作。重要的是要早在技術發展期就養成合作習慣，攜手消除疑慮，管控分歧。兩國政府也可達成協議，開放市場，減少投資中的政治阻礙。私營部門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主力軍，但是政府的作用在於向資金不足的基礎研究以及私營部門不感興趣的長期研究提供必要支持，政府同時也應吸納其他國家的新技術。

 

中美兩國政府同時必須管控人工智能的軍事化威脅。雙方應意識到人工智能武器化將帶來軍事競賽和武器擴散風險，要降低此類武器流失到恐怖組織和挑釁性國家的可能性。兩國應著手為人工智能武器化設定限制、規則和國際合作機制，引領國際社會在這一領域的溝通與合作。

 

最後，兩國政府必須促進人工智能領域國際規則的建設，共同減少該技術對社會帶來的衝擊，阻止人工智能產生「技術鴻溝」，幫助欠發達國家和貧困民眾適應和應用這項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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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載於「中美聚焦」http://cn.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20170704/178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