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紀宏:香港必須急起直追「新時代」

2017-10-31
阮紀宏
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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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其中一個新鮮的提法是「新時代」,內地已經進入新時代並邁大步前進,香港如何追上,值得深思。縱觀歷史,香港從來都是被動承接內地巨變所帶來的機會,從來沒有因應內地變化而主動迎接或擁抱新機遇。這次「新時代」的到來,也會重蹈覆轍嗎?

中共提出的「新時代」,實質含義十分深遠,最高的境界是「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等的境界是訂定一個30年的目標,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魅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達到這個目標,總體的政策將會顧及所有階層的平衡發展,發展經濟的方針也將從過去的「又快又好」,改變成「又好又快」,一字之差,變成了先重質才重量;具體政策的各種改革遍及教育、就業、福利、環保等等方方面面。

香港過去從來不關心國家的發展方針政策,因為香港從來都是「趁亂打劫」,這個說法或許有點過火,但歷史上確實如此。香港利用地理優勢和殖民地的地位,作為西方國家對華貿易的橋頭堡,香港人充當買辦,將洋貨賣到內地,將國貨賣到西方,香港作為轉口港的角色,一直維持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才逐漸式微。轉口港角色之盛,必須的條件是中外雙方溝通、貿易缺乏直接渠道,香港正好扮演中間人角色。所謂「趁亂」,晚清局勢動蕩、民國還是動蕩、日本侵華、接著是內戰,接著是聯合國對中國實行禁運,然後是文革,1978年中國實施開放改革,需要大量引進機械和技術,也需要出口大量低廉貨品獲取外匯,香港繼續做轉口港,無往而不利。但內地現在無論在貿易渠道、港口設備和通關效率等等,都已經達到國際標準,香港不可能再繼續坐等「被使用」。

至於製造業,內地改革開放,香港工業大舉北上,內因是香港房地產業興起,土地有價,外因是內地亟待各種投資,從三來一補到裝配加工,都需要香港的技術與管理手段,製造業正好賣出香港的土地,到內地享受各種優惠措施而賺大錢。但這種「趁亂」的因素已經消失,內地已經不需要香港的製造業投資。

內地對外交往的各種條件已經成熟,唯獨人民幣還沒有完全國際化,香港這個金融中心在資金籌集和清算方面仍然有一席之地,但這種角色只能依賴國家授予額度,股票交易要跟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聯通,也要依賴國家授予每天交易金額的額度,香港的角色從等著商家找上門,到等待國家分配額度。

這種等待授予配額在金融領域是制度化的安排,其實這種心態早而有之,上世紀最後一個金融風暴之後,香港各業蕭條,加上回歸之後有了一個新的地位,於是要求中央政府在貿易和投資方面,給予香港一個特殊地位,統稱CEPA來概括這些優惠措施,總的來說還是香港提出要求,等待中央政府回覆能夠給多少,也是一種等待配額的心態。下一個等待的大項目,是中央銳意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模式還是香港特區政府交一個報告,說明要求和想法,由國家發改委統籌廣東和澳門的要求和想法,然後頒布一個統一的方案。

香港跟內地的經濟關係,經歷了兩個階段,殖民地政府期間,港英政府不可能積極配合中國政府的發展策略,商人循市場導向已經游刃有餘,無需主動積極。回歸以後是坐等分配。 

無論是什麼因素導致香港這種坐等心態,現在都是改變的時候,十九大開創一個「新時代」,這個新時代有無限的想象和實踐空間,國家鼓勵各種創新投資,也已經有成功的實例,香港無論是政府和個人,都應該把握這個機遇。從政府的角度,我們不應該等待發改委告訴我們可以做什麼,粵港澳合作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十九大報告提出:「水污染防治,實施流於環境和近岸海域綜合治理」,香港跟廣東省有共享的海岸線,這方面的合作是互惠互利的;又比如「持續實施大氣污染防治」,粵港澳共享一篇藍天,在污染排放標準和健全環保信用評價方面採用同一套標準,香港都可以起帶頭作用。個人方面無論在升學、就業、投資開發等等人生規劃中,都可以將內地作為短期和長期的考慮選擇,但首先是要去了解,才能做出英明的決定。「新時代」沒有坐等的機會,香港需要急起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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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往中央都是以政府的身份和香港交涉,盡量迴避以黨的身份介入香港,港府也從來不會對中共的黨代會有任何表態。但十九大之後有明顯的改變,中央主動強調中共對管治香港的道統與法統,如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表示,中共領導香港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這次習近平肯定了港府的做法,相信將來中共在香港將進一步正名,改變過去有如地下黨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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