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仁諺:母語爭議根源在聯合國

2018-05-07
夏仁諺
學研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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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 Sir身兼學者與藝人雙重身份。(香港電台圖片)

近日,Ben Sir上載視頻,批評教育局採用宋欣橋文章提出「粵語不是母語」,再次炒熱了粵普爭議,連太極朋友都問我對「粵語是不是母語」有何看法。

為回應朋友查詢,夏仁諺收看了Ben Sir視頻,輾轉找來了宋欣橋文章原文《淺論香港普通話教育的性質與發展》,詳細比較了Ben Sir和宋欣橋兩位學者的履歷,又參考了聯合國專家1953年報告等好些文獻。

評論是次風波,不得不談Ben Sir的特殊身份。Ben Sir,正名歐陽偉豪,2005年取得博士學位,專研漢語量詞,屬於語法研究領域,其後發表論文多為語法研究。工作方面,Ben Sir曾任中文大學高級講師,同時又活躍於影視廣告界,實行兩棲發展,身兼學者與藝人雙重身份。

批評宋無研究粵語並不恰當

至於宋欣橋,由1976年至2003年27年間在國家語委和教育部,一直專注做普通話推廣工作。推廣普通話,在語言學分類上,屬於語言規劃(Language Planning)之專業工作。從事語言規劃,有關工作者必須既熟悉語音、語法,也必須對方語學、規範語、雙語研究、社會語言學有充份的認識。所以,就資歷上來說,宋欣橋所從事的工作,並不是一個僅對語法有研究的語言學家所能勝任。Ben Sir批評宋欣橋沒有研究過粵語,並不恰當,因為語言規劃工作者不可能對方言沒有認識,而在宋欣橋文章裏,就引述了好些關於粵語的資料,提出了粵語與普通話相異詞彙不超過29.6%的說法。

對外行人來說,Ben Sir和宋欣橋都是語言學家,但語言學分支甚多,隔行如隔山,不同專業之間不一定能夠互相對話,正如時裝設計師難以批評室內設計師,心臟科醫生難以批評婦科醫生一樣。Ben Sir是次叫陣,可謂越界叫陣,無視了專業之間的差別,對觀眾來說娛樂有餘,對解決問題幫助有限。

其實,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政府已有前科,用上某學者之粵語正音建議做為公開考試評核準則,結果社會紛擾不斷,原因是有關學者只是語音學專家,其構想缺乏語言規劃上的整全考慮,政府卻無腦地把有關學說照單全收,最終賠了夫人又折兵。

Ben Sir越界叫陣,是一個問題,違反學術交流基本禮儀,是另一個問題。在學術界,學者互相批評十分普遍,平台一般是學術研討會和學術期刊兩樣。重點是,這些平台容許學者對等交流,方便被挑戰的一方回應批評。可是,Ben Sir叫陣針對教育局,評的卻是宋欣橋,平台既不選研討會,也不寫文章,讓教育局和宋欣橋難於回應。我們只能考慮Ben Sir這樣做,並非有意討論,也不期望回應,只是為了以藝人身份娛樂觀眾而已。

最後,回應大家最關心的問題──宋欣橋是否講過「粵語不是香港人的母語」?

宋欣橋文章原文如此寫道:

早在195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把「母語」稱為「本族語」。「母語不僅屬於個人,也是屬於民族的」,「母語依賴於民族語言的認同,母語就是民族語」……粵語屬於漢語,但通常我們不會用粵語——一種漢語方言來代表漢民族的語言。明確地說,一種語言中的方言不能視為「母語」。因此,把「粵語」稱作「母語」,不是嚴格意義上「母語」的含義。因為「母語」的「語」是「語種」,是指一種語言,而不是指一種語言的地域變體——方言。那麼,如果我們不用「母語」這個概念,我們如何稱說「粵語」和我們之間親密的「鄉音」關係呢?語言學者為了與「母語」這個概念區別,取用了「方言」的「言」字,即「母言」來表述它(李宇明,2003)。

從文中可見,宋欣橋稱粵語為「母言」,表明他並沒有否認粵語是香港人最親密的鄉音。其實「母言」作為一個新概念詞,若要翻譯成英語,相信也只能跟「母語」一詞一樣,一律譯作mother tongue。

夏仁諺相信,宋欣橋區分「母語」和「母言」,主要是為了回應聯合國1953年報告中關於「母語」的說法。

聯合國無考慮「一族多母語」情況

話說在二戰以後,聯合國通過語言教育,着手扶助弱小民族建國,脫離殖民統治。當時擺在聯合國專家面前的,是眾多弱小民族。這些民族人口少,有的連文字也沒有。為了以上目的,聯合國(UNESCO)於1953年出版了一份報告,大概可以譯為《本地語在教育上的使用》(The Use of Vernacular Languages in Education)。報告討論了「本地語(母語)」用於教育上的可能,又為「母語」立下了一些定義,但有關定義全都只從單一學童角度出發,沒有觸及一族內擁有多個母語的複雜情況。

事實上,一個民族人口再少,往往都不只有一種母語,兩條村相隔三十公里,村民可以同族,母語卻不相同。幸而小族人口少,在多種母語中選定一種做教學語言,犧牲其他母語,不致造成較大紛爭。但是,中國語言規劃工作者,面對13億人口超過270種方言,聯合國報告沒有妥善處理好的多種母語並存問題,他們不得不硬着頭皮去處理。如何協調多個本地語(母語)與標準語之間的關係,十分棘手,其難處不足為外人道。

中國曾經是一個有幾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人口眾多,文化根基深厚,做到以一文貫百言,情況大大不同於連文字也未有的小族。因此,中國做語言規劃,考慮自身的特殊情況,需要一套度身訂造的語言概念,不宜把聯合國為小族而提出的母語觀念照搬。

平心而論,對粵方言區的民眾,把「母語」歸漢語,「母言」歸粵語,讓漢語在概念上包括粵語和普通話在內,除去了普通話凌駕於粵語的含義,是用心照顧了國家和地區兩方需要的良心構想。宋欣橋的做法,只是重組概念,並沒有貶低粵語的地位。可惜,「母言」一詞太新,未有足夠的認受性,致使宋欣橋、李宇明等學者的說法較難讓人接受。

多提「兩文三語」少提「母語」

其實,「母語」一詞有如希臘神話中的金蘋果,很容易觸動人的神經。夏仁諺覺得,新加坡的做法,值得參考。新加坡政府為使國內各族民眾融洽相處,提倡多語並行,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各族享有自己的母語,但以英語為實用通語而非誰人的母語,巧妙地迴避了「母語」帶來的爭議。對於香港這個回歸才剛廿年的小城而言,政爭仍多。也許,香港政府強調兩文三語,自己少提「母語」,讓「母語」一詞回歸民間非專業用語,才是最聰明的做法。

香港語言學學者蘇詠昌,早就在其文章《母語教學及教育的縱橫觀》一文,提出「突出和標榜母語,亦會埋下分化的伏線…母語是個熱按鈕。用它來作口號去施政,若不是為了具體的政策,便是見識一般……」。

語言學是很複雜、分支甚多的學問,政府官員應該認識到,語言政策大方向的諮詢對象,必須抓對專業,特別須區分普通語言學、社會語言學、民族語言學等,如是對政治文化有深入見識的通才更佳。由於語言政策涉及社會、民族、文化、經濟、教育等多重問題,單純研究語法、語音、訓詁的語言學家,如果他們不願同時涉獵社會語言學、社會學、經濟學、民族學、語言規劃、教育等其他專業領域,他們就語言政策所提的意見,相信參考價值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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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銳民  2018-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