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之白：誰是藥神

眼下，一部名為「我不是藥神」的電影正在中國熱映，在取得不錯的口碑與票房成績同時，也引發了民眾關於「天價癌症藥」問題的思考與討論。

這部由徐崢主演，號稱中國版「達拉斯買傢具樂部」的片子，講述了一個印度神油店老闆程勇，成為白血病仿製藥「格列寧」代理商，拯救很多病人後卻被控上法庭的故事。電影改編自一個真實事件，即2015年年轟動全國的陸勇案。

 現實中的陸勇，原是江蘇無錫市一名小老闆，因患上慢性粒細胞性白血病，需要不間斷服用國際知名藥企諾華公司（Novartis公司）生產的「格列衞」。由於該藥售價高昂，使他陷入經濟困境。一次偶然的機會，陸勇得知印度生產了一種仿製藥，他不僅自己購來服用，還幫病友代購此藥，結果被檢察機關以銷售假藥罪提起公訴。期間，200多名白血病病友聯名寫信為其求情，並引發輿論廣泛關注。最終檢察院撤回了起訴。

電影的劇情以及真實的陸勇事件，反映出中國普遍存在的癌症治病貴問題。彭博社2016年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每年約有220萬人死於癌症，一旦患病，痛苦不僅來源於身體，還來自於巨大的經濟壓力，歐美知名藥廠生產的特效藥價格昂貴，導致許多患者不得不放棄治療。然而，中國的鄰居印度卻一直在以極低的成本仿製藥物，於是，很多中國患者選擇到印度去購買這種廉價的仿製藥，有的還幫病友代購，甚至發展成經銷商，遊走於法律的灰色地帶。

 進口癌症藥為什麼會這樣貴？電影並沒有深入探討。事實上，普通人往往並不了解，癌症治療藥物的成本，主要並非來自於藥片的原材料本身，而是醫藥公司在研發過程中投入的人力，財力和時間。一項新藥問世，要經過理論建構，合成工藝開發，藥代動力學驗證，臨床研究，註冊審核等多個階段，動輒就是十幾年的時間，任何微小的差錯都可能導致前功盡棄。漫長的週期，巨額的投入，還有對研究人才水平的要求，讓癌症特效藥的研發幾乎被幾家國際巨頭所壟斷。

 藥廠不是慈善機構，如果沒有專利保護和利潤回報作為動力，沒人願意再冒着失敗風險去開發新藥，人類的醫學進步無從談起，攻克癌症將變得遙遙無期。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說，「原研藥」價格昂貴是有原因的，從法律的角度看，打擊走私仿製藥，保護專利也是理所應當。

 然而，這個問題的複雜之處在於，購買仿製藥和購買盜版光碟在行為上雖相似，目的卻有顯著區別，前者面對的是生死存亡。當自己或至親之人身患重病，卻因無力承擔原研藥的價格而等死時，法律精神，市場原理，人類進步等高高在上的名詞，都會顯得很蒼白。生命的價值難以衡量，就像電影的英文名稱「Dying to Survive」所體現的，在求生慾望的支持下，通過特殊渠道去購買仿製藥治病，是人之常情，也符合尊重生命的人道主義精神。一邊是法理，一邊是人情，影片所反映出來的社會矛盾與個人困境，有沉重的現實意義，值得人們思考。

 除了法與情的衝突外，「天價進口癌症藥」還反映出中國醫藥研究領域的兩難選擇。長遠來看，中國肯定希望也肯定要走「歐美模式」，就像芯片一樣，自主研發抗癌藥物也是核心競爭力，可以不再受制於人，然而，眼下中國的藥企並沒有這種能力。更何況，歐美發達國家由高收入水平和相對健全的醫保體系托底，而人口眾多，貧富懸殊的中國社會，有些時候反而和印度的情況更相似，就像「我不是藥神」裡的一句台詞所說：「這世界上只有一種病，就是窮病」但是，如果破罐子破摔，乾脆選擇走「印度模式」，在醫藥領域也變成「山寨國」，只會衍生出更多問題，讓中國在未來付出更昂貴的代價。

 醫學水平和醫療資源終究是有限的，而個體對於健康長壽的追求卻是無差別，無止境的，從人類的宏大視角來看，這種矛盾也許永遠無解。但是在當下的中國，其實還有很多可以具體改善的空間。藥品定價，本質上是藥企，國家，醫院，患者之間的多方博弈與溝通結果。進口藥在中國的價格構成很複雜，除了原來藥廠的成本以外，還包括稅收，代理商，醫院和醫生等層層利益相關方。事實上，中國當局近來也做出了一些積極的嘗試和改變。

從今年5月1日起，中國取消了包括抗癌藥在內的28項藥品進口關稅。而自去年開始，通過國家談判，部分「救命藥」降價進入了醫保目錄，其中大多是患者熱盼的靶向藥。中國也在對醫療體系進行改革，逐漸破除「以藥養醫」的亂象。當然，這背後仍然有很多困難，比如醫保體系能否維持住，比如醫院和醫生的利益如何保護，再比如降價後的進口藥對國產藥會帶來怎樣的衝擊等等但無論如何，開始改變總是好的，就像電影中徐崢飾演的程勇最後所說：「今後都會越來越好吧，希望這一天早點來。」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網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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