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祺:香港前途何在?用好有約束的自由!

2018-07-23
王卓祺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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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過去三四十年佔內地經濟規模有巨大變化。資料圖

這是筆者為城大出版社剛出版的新書《告別西潮——盲衝瞎闖的民主運動》第二卷「香港前途何在?」作一點演繹。本文加上一個副題「用好有約束的自由」。原因何在?

2014年佔領運動好像潘朶拉盒子,一經打開,內裏的疾病、禍害便難以收拾,為害人間。我們看到大學生有粗言穢語的自由,港獨分子有公然侮辱國家民族的自由。2016年農曆元旦夜旺角暴動的震撼場面,這些自以為行使公義的暴亂分子,以為有衝擊警方防線、擲磚塊、破壞社會安寧的自由。這些都在香港特殊情况下才會發生。除了他們濫用自由外,還有「殺君馬者道旁兒」的問題。筆者相信,無約束的自由是自我毁滅的開始。古語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早前旺角暴動案梁天琦等的判決,就是時辰到了!以現代社會倫理來說,則是傷害原則——行使自由的界線在於有沒有傷害他人或集體的問題。

放在一國兩制層次,佔領運動後中央治港政策更從寬鬆的「不管就是管好」,逐漸收緊到如何利用好中央管治權,由中央把關,做到「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不走樣、不變形」。這個「用好有約束的自由」還有一個背景:香港經濟規模相對於國家整體愈來愈細,港人更應知道自己分量,學習孟子「小事大以智」。

無約束的自由可以去到幾盡!

一直以來香港是一個十分自由的社會。經過這幾年這個盲衝瞎闖的民主運動,我們看到無約束的自由正在一點一滴磨損特區的高度自治。成長於後物質主義的新世代,浸淫於互聯網的虛擬世界,自以為生活在一個「民不聊生」的年代,要以暴易暴救香港。舉其極端例子:因為以為是「制度暴力」,拘捕旺角暴動暴徒的警察是「持槍匪類」(香港大學學生會語)。

自由是一種價值,偏好個人自主性的無限伸展。現實是自出生開始,我們便接受各式各樣的約束,所以我們要分辨自由的理想與現實的差距。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亦應如此:社會主義中國容許資本主義香港,高度自治是當年特殊歷史條件才有的妥協,不一定2047年再度複製。青年世代更應看得遠些——香港的將來是十三四億中國人話事!

香港高度自治的前提是承認及尊重「一國」主權,以「一國」為先。過去幾年這個盲衝瞎闖的民主運動令人震驚的地方,是視中央主權及中華民族如無物。中國自秦漢大一統已有2000多年歷史,制度、政令及文化統一。這個大一統已成為國家及民族意志。「一國兩制」寬鬆的對港政策居然惹來港獨冒起,並與外部勢力及台獨勾結,並有一大批「殺君馬者道旁兒」。能不令中央擔心?若他們熟悉一點中國歷史,一定知道這種作為是「找死」。

為什麼他們會最後走上「找死」之路,這與自由主義的本質有關。自由主義實質是一種缺乏內容的心理結構,處於一個永不滿足的「我要」追求狀態。若缺乏有效內外約束,只會愈加瘋狂。對於自我中心的等而下之者,則要被約束使其懼之。正如《白虎通義》所云「設刑罰者,明白所懼也」。

中國有愈來愈多的「香港」

隨着內地過去三四十年高速發展,香港至今佔內地經濟規模有巨大變化——遺憾的是愈來愈小。例如1997年香港佔內地本地生產總值約18%,2013年已跌至3%之下。今天香港已不能再與國家同一層次作比較。2017年深圳本地生產總值已超越香港,這是繼上海及北京之後第三個大城市的經濟規模超越香港。隨着內地整體經濟增長持續,在很快的時間內,不止深圳,重慶及天津等二線城市亦會趕過香港。當然,對於一些信心滿滿的港人來說,我們的人均生產總值仍然高企。對!然而深圳創新科技集中的南山區,去年人均生產總值達到5萬美元,已超過香港,正在追趕新加坡。

這個經濟規模亦關乎香港特區與中央的關係。大家有沒有留意到,國家主席習近平2017年在香港特區成立20周年時提到「蘇州過後無艇搭」,意指香港應抓緊中國發展機遇,若我們繼續將精力花在政治內耗上,中央政府只能過期不候。回到上一世紀80年代初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香港經濟規模約佔全國四分之一,看來當時香港無可取代。中央用好香港期盼之切,彰彰明甚。今天中國擁有愈來愈多「香港」,就算我們有不可取代的優勢,不宜妄自菲薄,還是值得我們反省一下:香港佔國家經濟規模的份額對未來發展有什麼關鍵性後果?

使其有所懼之——自由的約束

這一卷「香港前途何在?」有三四篇文章討論芬蘭化,其重點是孟子「小事大以智」的智慧。回歸21年,部分港人天天叫着「打倒中國共產黨,結束一黨專政」,中央不單止不計較,還不時推出惠港政策。反共可以,但反華、辱華便萬萬不可!現在一些人已過了這一底線,後果香港一齊付。

有學者總結當年小芬蘭與大蘇聯的適應性政治,其要義是不激怒大蘇聯,要接受西方政體的芬蘭納入社會主義蘇聯的地緣勢力範圍;對蘇政策要得到社會普遍支持;外交政策由精英主導,沒有坦率辯論的自由;媒體亦要自律。香港與中央關係有一個《基本法》的高度自治框架,不似當年蘇芬兩國純屬國與國赤裸裸的實力比併。况且芬蘭有被蘇聯懲罰的經驗——1958年夜霜事件——更懂得激怒蘇聯的後果。這就是弔詭之處:中央對港寬鬆政策,最終被一些人變成放縱、無約束的自由。

香港與中央關係,正如上文提到,一是香港經濟規模佔內地比例愈來愈不重要,二是港獨及相關議題已造成中央對港一些「看法」。除非我們下定決心加以彌補,並能夠改變路徑,否則「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基石會一點一滴地磨損!對於不懂自我約束的盲衝瞎闖者,「設刑罰者,明白所懼也」是有用的,前提是社會整體明白缺乏約束自由的禍害。當然芬蘭化的適應性政治可以參考,但大家社會政治條件不同。香港太自由,尤其對一些觸及底線的言行過於放縱。若要求一些懷有政治目的或盲衝瞎闖者自律是緣木求魚,但為了香港整體及長遠利益,重申一點,只可使其懼之,因為這些人根本不知他們的言行正在傷害自己、其他人及危害整體社會。

 

文章原刊於《橙新聞》,本網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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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區政府對於英國等國通過舉辦所謂「香港媒體自由」活動,肆意就香港特區保障包括新聞自由在內的權利和自由的情況大放厥詞和汙衊抹黑,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特區政府強烈譴責及反對有不同海外機構和媒體就涉及黎智英的相關案件所採取的執法行動及法律程式,作出誤導言論和抹黑,認為有關言論是對香港特區內部事務和香港特區法院行使獨立審判權「作出公然的政治干預」。

    楊莉珊  2023-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