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興義：香港身份和優勢從沒變
香港地理位置坐擁極大優勢，位處亞洲南北置中，並擁有四季不凍、港闊水深的維多利亞港，從開埠以來就是是中西交易的樞紐通道。在鴉片戰爭使貿易自由化後，香港一搖成為外商當然的經濟夥伴，對克服文化障礙、當地貨幣體系和發展當地貿易關係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從1865 年英美德等國家在香港合創了匯豐銀行，到同時期在香港站穩腳跟的貿易洋行，英資的怡和、寶順，美資的旗昌，都為以後的金融和貿易埋下了種子。
五十年代開始，繁榮時期舊上海的支柱工業、紡織業，成了香港的第一桶金。在六十年代香港已經從轉口港成功轉型為出口加工製造加貿易航運中心。在七十年代全球興起了一股放鬆金融管制的“自由化”浪潮，資本市場的全球化和一體化成為不可逆的趨勢。在這段時間香港解除外匯管制，開放黃金市場，建立商品期貨市場，放鬆外國銀行在港設分行條件，開放銀行牌照；香港成為名副其實的“自由港”。政策上的壁壘完全被清除，輔以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以及前20 年打下的工業貿易基礎，此刻的香港，已經和世界站在同一個水平線上。借著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後騰飛的東風，香港順利完成了五十年的產業的升級換代。
縱然中國商機龐大，但是對於外商在其中經營的難度依然存在，反之依然，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過程受到了不少的阻撓，香港順理成章地成為國際資本進入中國內地的橋樑和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潤滑劑。香港作為國際中心的優勢體現在四點: 1. 專業服務; 2. 法制自由; 3. 稅務便利 4. 東西橋樑。在目前政經環境和市場波動的情況下這些優勢將得到更大的體現。對於貿易戰，脫歐，一帶一路等大趨勢，企業對於會計法律融資等等方面的專業意見需求會大漲，直到目前為止，香港仍然是普遍公認具備最好的營商環境， 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香港的營商環境在全球排行第五，遠高於其他區域大國比如中國和日本（分別排名79和34）。香港身份從沒變，從兩百年前到今天都毫無疑問地是亞太地區最重要的金融貿易航運中心。
成也蕭何：從買辦之都到專業服務之都
在作為遠東第一貿易航運中心的同時，香港建立了根深蒂固的買辦商人體系，所謂買辦就是交易貨品服務的中間人，他們遊走於買家賣家之間降低交易成本。當買家賣家之間的分歧和信任越薄弱，買辦能發揮作用或者獲利的幅度就越大。何東就是最著名的歐亞混血買辦，先任職怡和洋行華總經理，及後投資地產業致富，成就了何家幾代的商業王國。買辦經濟另外一個特性是其對人力資源和地理優勢的依賴比其他生產因素更強，隨著當年內戰後南京國民政府的潰敗，滬上資本開始大規模地湧入香港，包玉剛、董建華都是當初這些上海移民的後代。戰爭的灰燼給香港帶來了不只是資金和設備，更重要的是專業人才和大量人口，為香港奠下了未來發展的根基。
縱然買辦的時代已離我們遠去，但這個行業所蘊涵很多豐富的細節內容和習慣仍然決定著香港今天的經濟結構和優勢：利字當頭，靈活多變，能者多勞，識時務的實用主義，已經成為香港上至政治，下至生活文化的一部分。隨著九十年代後製造業北移的大趨勢下，香港的人力資源和經濟中心也被其進一步帶動向專業服務（法律會計諮詢），交易服務（物流貿易），旅遊服務（遊客消費）和資金服務（銀行金融）靠近。香港的社會文化也被其影響，更加崇尚專業和服務精神。讓孩子成為各種“師”是大部分父母的普遍願望；而”顧客至上“則成為各行各業企業的不二座右銘。香港人善於抓準商機，政治立場開明不偏激，用人唯才是舉，這些優勢都讓香港從一個買辦洋行林立的商埠轉型成為專業服務精神至上的“超級聯繫人”。
敗也蕭何：投機的中間人經濟，專業高等收入陷阱
但是這種“買辦”和“聯絡人”經濟同時也產生了一個依附在買賣人之間的商業模式，所謂的買辦，實際上是拉攏買家和賣家的中間人，並從中獲利「抽水」，而過程中買辦一方不一定會生產實物產品，其本身並不具備帶動經濟實體的直接效果。到了專業服務時代，香港經濟也沒有獨善其身的機會，幾乎都取決於外企貿易，外來遊客的需求。在買辦或聯絡人經濟思維底下，企業被鼓勵見風使舵，因應買賣雙方的需求做迅速的改變，哪一行興起就做哪一行。
提供專業服務的資本需求比實業/科技低，行業的毛利率和工資都較高，在這種氛圍下往往大量優質的人才會被短期的利益驅動，低估其他需要長期累積的企業/職業的重要性。香港行業的高度功能專業化也使社會上出現大量專業精英（商業社會裏的Phd），知識高度碎片化，缺乏宏觀視野和實際的商業執行的經驗，一般紙（Powerpoint）上談兵居多。專業服務工資高加上多年單一經驗的累積，專業人士一般不願意從零開始，加上香港的城市生活成本之高進一步加強了規避風險的傾向，導致創業氛圍低落。試問在畢業就可以當個月入三萬以上的中環精英，在“專業服務”的溫室下茁壯成長，誰會在實業和科技行業裏摔泥漿角？另一方面對企業來說提供服務的回報高，收回成本的時間短，香港在二千年時的科網泡沫後就偃旗息鼓，相反深圳痛定思痛在往後的十年捲土重來。從1996年到2016年間香港在研究發展經費（R&D)上的投資只佔GDP 的1-1.5%，遠遠低於其他地方（中國從1996年的0.75%已經漲到2.25%，而新加坡也在2.5%之上，韓國和日本更是在3-4%之間）。
打破本土和專業迷思，跳出地域的框框學會共榮，促進城市多元化和知識轉移。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除了道出香港在商業服務上的優勢和在新經濟科技變革下香港的短板外，筆者更希望讀者明白當城市在一方面得到比較優勢時，必定在另一方面比較處於劣勢。近年社會上對於經濟發展單一化，以及香港在科技和系統化轉型的落後中擔憂日益嚴重，被邊緣化或者被深圳和新加坡超越的種種評論屢見不鮮。筆者非常不同意邊緣化的說法，因為它把一個城市在尋找比較優勢的行為看成一個自我孤立的過程。城市之間的比較優勢勢必不能讓所有行業同質同量。像在美國越來越多的初創企業或者大公司選擇紐約以外的城市（比方說匹斯堡，西雅圖等等）落根， 並不代表紐約等傳統大城市的衰落，而是擇優而棲，是城市之間的分工。這些“被邊緣化”， “產業北移”， “被XXX超過”的說法往往是部分香港人錯誤把自己當一個獨立經濟體去發展，而歸根結底是因為很多香港人拒絕與中國和亞太區域融合。
一項有關全球員工流動性最新發展趨勢調查發現，香港僱員不喜到外地工作而且海外經驗遜其他地區。香港僱員認為到外地公幹會為工作帶來價值的比例於亞洲排名尾二。在歐美甚至於中國，跨州省工作是非常正常不過的事情，在專才勞工可以自由流動並且有效發展自己的興趣事業時候，很少人會去專注批評一個城市沒有給予某個別行業足夠的空間發展，並只留守當地坐以待斃，平均美國人一生會在11.7個不同的城市生活工作。
幸運與不幸的是，香港是全世界中少數能夠讓一個人“生於斯，長於斯，工於斯，老於斯” 而足不出戶的地方，一個彈丸之地居然去哪裡都要“出入境”。造就了香港雖是國際化都市，但香港人的思維卻非常本土化。我們跟周邊地區雖近在咫尺，但心理上卻是遠在天邊，很多香港人認為當這裏沒有機會，政府就有責任去在本地創造機會的的迷思，如果要搬到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恐怕對大多數香港人來說已經是一個不可思議的選擇了。筆者當年對發展金融有興趣可是苦於在香港還沒有相應的國際機構，與其天天怨政府沒有支持守株待兔，倒不如買張機票到北京作暫時發展，好好累積相關經驗謀求一天回港作貢獻來的更積極痛快。
其實香港有各種優勢，真正束縛我們的是我們自己給自己畫地為牢，想面面俱圓也沒有做戰略取捨，導致高不成低不就也讓造成了多種朝令夕改。面對香港需要轉型的爭議，香港不宜跟深圳，三藩市等城市邯鄲學步，而是穩穩紮根於自己多年來的看家本領，並在此之上重點創新和推動知識轉移，比方說金融科技，建築科技，智慧城市，物流貿易創新，旅遊科技等等，並以自己強大的融資和商業平臺為其賦能。更重要的是同時以政策支持並鼓勵其他行業專才到深圳和其他地區學習工作，與其他城市相輔相成，獲得更大的成就。
當風浪來的時候，有的人築牆有的人造船：香港人從來都是商業社會裏的弄潮兒航海家，只要我們要把心態打開，不再停留於香港什麼都要做的狹隘發展思維，以更大的視野辦事，促進區域合作共榮，自然會看到更多的機會，不再妄自菲薄並能找到屬於香港人的一片廣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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