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斯坦伯克:邁向後美元時代

2019-01-04
丹•斯坦伯克(Dan Steinbock)
美國印度、中國和美國研究所(India China and America Institute)國際商務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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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美國前總統尼克遜1971年單方面終止美元兌換黃金時,一場價格衝擊波及到了全世界。最初人們口中的臨時性措施,讓美元變成了持久浮動的法定貨幣,靠著70年代中東石油危機之後石油美元的支持,它為美國提供了重要的全球經濟優勢。由於黃金不再是價值的衡量標準,價值觀念取代了價值本身。在地緣政治上,美國繼續依賴主要西方經濟體和日本,但在國際經濟中,它卻拒絕放棄自己這種過分的特權。

但是在今天,華盛頓惹爭議的製裁和關稅上調,加上美聯儲的利率正常化操作,這些使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面臨風險。與此同時,人民幣國際化正在對互補性的全球化產生推力。

美國世紀之後的美元

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正如衡量美元兌6種一攬子主要貨幣匯率的美元指數(DXY)所顯示的,美元表現出了持續不斷的複原能力。然而,美元經歷了三個時期的飆升和隨之而來的下跌,造成大量的國際性附帶傷害。美元的每一次上漲都反映著它的逐漸相對衰落,到今天,我們所謂的強勢美元只值上世紀60年代美元的60%(如圖)。

圖美元指數:1970-2018年的結構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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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直線為趨勢線

根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的數據,美元作為國際支付貨幣,其份額仍然超過了全球支付總額的2/5(42%)。然而從歷史角度看,美元在世界經濟中所佔份額已經大幅縮水。世界經濟不再被美元主導,而是出現了美元/歐元雙頭壟斷。歐元在國際支付當中所佔份額(37%)已經與美元不相上下。其他主要貨幣還有日元和英鎊(各佔4%),其次是加元、瑞士法郎、澳元和人民幣。

儘管美聯儲自2015年年中以來收緊了貨幣政策,但是美元作為國際支付貨幣的份額仍然有所下降,同樣下降的還有人民幣,英鎊則足足下降了5個百分點。日元增加了一個多百分點,而歐元的增幅高達8個百分點。

今天,美國的主權債務已經接近22萬億美元。美國在全球經濟中所佔比重下降到了大約1/4。而且,從上世紀70年代初以來,華盛頓一直飽受貿易逆差問題的困擾。不過這種急劇下降並沒有體現到IMF的國際貨幣儲備籃子(特別提款權)。美元在IMF貨幣籃子中的份額仍然相當於佔全球經濟的42%,與1981年是一樣的,雖然美國GDP佔全球經濟的比重已經幾乎減半。

石油美元衰落,石油人民幣崛起

與此同時,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在過去幾年明顯加快。除了人民幣被納入IMF的國際儲備資產籃子,中國還為涉及人民幣和俄羅斯盧布的交易建立了PVP(支付對支付)支付系統。中國外匯交易中心(CFETS)還希望憑藉中國跨越數十年、耗資數万億的龐大“一帶一路”倡議,推出與其他貨幣的類似系統。隨著“一帶一路”擴大亞洲、非洲、歐洲和拉美地區主要經濟體之間的聯繫,這些成員國都成為了人民幣計價支付的備選者。

最近,中國還成為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費國,石油進口量去年超過了美國。對俄羅斯、委內瑞拉、伊拉克、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主要石油輸出國來說,中國市場意味著影響力。許多這類供應國要么已經同意用人民幣為它們的對華出口定價,要么是正在積極考慮當中。而印度尼西亞等主要大宗產品出口國也加入了非美元交易。

當中國越來越多的石油進口用人民幣定價的時候,石油輸出國就會擁有大量的人民幣儲備,這些儲備將用於購買中國的出口產品,或者回流到中國的金融市場。隨著對人民幣資產的需求不斷增加,交易中美元的作用就會減弱。

用世俗術語來說,只要中國繼續取消或者大幅減少對人民幣計價的石油交易的資本管制,石油人民幣就意味著全球資產配置向中國金融市場的範式轉變。從2014年到2017年,全球機構投資者已經把它們在中國持有的境內債券增加了兩倍。

未來的三種情形

近來,特朗普白宮的“美國優先”立場已經導致包括中國和日本在內的一些國家減少甚至拋售它們所持有的美國國債(就像俄羅斯今年春天拋售了它持有的約90%美國國債)。當華盛頓依靠健全的經濟政策和國際合作時,許多國家是依賴美國國債的。而當經濟政策助長了衝突和兩極分化,分而治之的地緣政治取代了合作的時候,許多國家就會越來越懷疑美國經濟和美元的可持續性。不少國家還擴大了黃金持有量,也許是為某種金本位的回歸做準備。其結果是,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跌到半個世紀以來的最低點。

展望未來,美元可能繼續衰落和石油人民幣的崛起意味著世界經濟需要多極的主要儲備貨幣組合,這其中既包括主要發達經濟體,也包括大型新興經濟體。這種轉變如何以及何時發生,存在著三種可能的情形。

分階段過渡。隨著時間推移,轉變有可能以“分階段過渡”的情形出現。這是代價最小、最具有合作性的情形。對全球經濟前景來說,這將是最好的一個路徑。但它需要國際共識,而這種共識目前基本上已經不存在。

破壞性危機。相反,轉變也有可能是通過“破壞性危機”的情形來實現。這種情形迴避國際共識,並將被證明代價最為高昂。在這種情形下,華盛頓將越來越多地訴諸軍事優勢,並利用地緣政治實現其經濟目的。

歷經坎坷。第三種就是,這種轉變是在經歷坎坷的情形下發生,它結合了要么進攻要么寬容的試錯努力,以及前兩種情形中最好和最壞的部分。這種轉變看上去時好時壞,具有內在的不穩定和不確定性。

直到最近,“歷經坎坷”這種情形似乎還是主打進程。但隨著美國、歐洲和日本長期經濟停滯的不斷蔓延導致大型新興經濟體的增長日漸放緩,華盛頓新孤立主義政策意味著一旦出現不利的危機局面,“破壞性危機”就可能成為主要的發展軌跡。

然而從長遠來看,只有分階段過渡才最有意義,對美國經濟尤其如此,因為它將最大限度地減少恐慌反應所帶來的成本,這種恐慌來自“歷經坎坷”,當然還有令人絕望的“破壞性危機”。事實上,沒有哪個好的投資者會依賴一度左右市場的單隻股票,投資者更偏愛的是多樣化投資組合。美元在戰後不久佔據了主導地位,但它的基本面從上世紀70年代和石油-美元安排生效以來已經被削弱。這種安排讓華盛頓在地緣政治上獲益,但卻不利於全球經濟。隨著大型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今天是中國,未來幾十年還會有印度和其他國家——世界經濟需要更加多樣化的多極儲備貨幣籃子。

無論發生哪種情形,無可迴避的現實都是,美元的強勢已經不再依賴美國的經濟基本面,而是依賴儘管世界經濟發生翻天覆地變化,人們卻相信這些基本面仍將佔上風的一種感覺。

正如國際社會對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政策的反應所表明的,無論是對主要發達經濟體,還是對最大的新興經濟體,華盛頓都越來越孤立於國際社會。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俄羅斯、部分中東石油輸出國甚至日本,它們都在尋找更可持續的替代品來接替日漸衰落的美元。今年秋天,將要離任的歐盟委員會主席克勞德·容克表示,“歐洲80%的能源進口賬單(全年相當於3000億歐元)是用美元支付的,而我們只有大約2%的能源進口來自美國,這實在是荒謬”。與大多數歐洲人一樣,他認為歐元應當成為“更有主權的歐洲”的門面。

美元不再是經久不衰的避風港,而只是一個臨時的藏身之所。所以,美元被算總賬也只是時間問題了。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載於「中美聚焦」
http://cn.chinausfocus.com/finance-economy/20181220/350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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