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凌：義工 疫情逆行者

 

3月7日那天，政務司司長李家超以「眾志成城 定必打贏抗疫戰」為主題，動員港人參與抗擊疫情的義工服務。最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國家衛健委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也相繼提到「香港的社區動員能力比較弱」。

不是比較弱，是太弱。新舊感染者要治療要隔離，密切接觸者要預防要監管，接送重症患者入院，為居家隔離者派送藥物和生活物資，工作量巨大，光是給圍封強檢屋宇的居民派發一日三餐，已經超複雜。患者日增五位數，各方面力不從心，再多的專職人手也應付不了。面對前所未有的大瘟大疫，官員們是在呼籲，義工的需求量龐大而急不可待，政府的不少機構已超負荷運作，特別是醫療機構。

其實早在2月，抗疫義工已經在各地自發興起，在大家唯恐避之則吉之時，他們首當其衝地逆行，組織物資運送物資，配合樓宇消毒，提供醫療諮詢和心理服務，當義工司機、義工諮詢員、義工情緒支援者，照顧弱勢群體。

從籌款到分發物資，走在前線的有「民建聯」、「工聯會」、「全港抗疫義工同盟」、「香港義工聯盟」的義工團隊；民間社團、宗教機構、基層組織、同鄉會的力量也非常可觀，諸如「天津聯誼會」。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很多人又出錢又出力。不少義工在工作中染疫，有人說每做完一天，人都快累透了。義工成為抗擊疫情的強大生力軍，當中以中年人和身體較好的老年人為主。

在不多的青年義工中，「星戰疫小組」的義工顯得比較特別。他們由畢業不久的大學生組成，自籌資金購買藥物和物資，每天先做快速自測，一旦確認自己陰性就投入工作。當求助電話打來，記錄下對方所需，穿戴妥當，抓起物資包就出發，走街串巷，沒有報酬。秘書長伍文彬覺得，他們的力量很薄弱，希望有更多的人來做這些事，希望「盡點綿薄之力，讓收到物資的感染者藥到病除，讓未感染者無需用藥就渡過危險期」。

扮演快遞員的角色，繁華的街區要去，偏僻的鄉下也要去。沉重的米麵菜和藥品，或背着，或挎着，或提着，遇上沒有升降機的唐樓，還得爬樓梯上門。義工們散落在各個社區，有的是不成組織的家庭主婦，有的是臨時放下買賣的生意人。這裏需要藥品，那裏需要食品，義工們救火似地送資。

我朋友的女兒Emily Ma，是美國布朗大學的在讀生，基督徒，回家上網課期間，她專門服事危險性極高的菲律賓傭工和印尼傭工，後來又當送貨員；朋友陳燕，四處關注有需要的群體，家裏有三個孩子，還冒着乘車時可能染疫的風險，把抗疫包送到東送到西。

幫一個是一個，點對點戶對戶地跑，送了一個又啟程下一個，全部是力氣活。義工們的行為感動了不少患者。3月23日有報道，有個義工一天跑了五十戶人家；一個叫何建君的女士，危難中得到義工的幫助，她感動得哭，康復後就當了義工。東涌一個三口之家，父母孩子都染疫，半夜三更求救，義工及時將抗疫包送去，當事人感動至極，說「我們轉陰了也要做義工」。義工們成為身處危機者的救命稻草。

他們推動了抗疫進程，減輕了社會壓力，填補了政府的不足。這麼一個龐大的群體，政府是否從中看到了甚麼？是否又該從各方面去審視去檢討？

在內地，每當一個地區爆發疫情，官員是要坐鎮前線的，稍有疏漏就擔心官位不保。而港府公務員，疫情爆發初期為避免交叉感染，被要求居家工作。後來全面爆發，需要人力服務了，又有多少人在一線？

又，據網上資料，至2022年3月23日，香港有總註冊社工26668位。政府為社工發放薪酬的標準，非學位社工起薪點約2萬元，學位社工更高。疫情爆發以來，政府對這部分人力資源是否進行過規劃？

再有，對自發的義工是看不上還是其他？總之是麻木了，後知後覺，不重視不鼓勵，直至3月7日，才被動地出現李家超的動員令。而那之前，可圈可點的義工行為幾乎視而不見。

當然並非甚麼都沒有做。初期，政府依照公務員薪酬的待遇，聘請了一批退休公務員做義工。用錢聘請的，比較那些自發的無薪酬的義工，意義相差甚遠。

抗疫前線是危險的，但是總得有人去。香港是一個高度發達的商業社會,追求經濟效益, 也追求通過付出獲取回報和享受。前些年社會動蕩，人性的良善被接二連三地扭曲，都說「人情如紙薄」。但是大疫當下,依然有這麼多人，花自己的時間自己的錢，去服侍與自己一點關係都扯不上的群體。義工精神正在為市民所感動所接納。

抗疫義工值得我們記住！願變味的人際關係和失去的獅子山下精神，通過疫情，通過義工，重新找返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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