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文：區議會沒反對派不是好事嗎？

 

自港府公佈了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方案，各路人馬的表態文章真是鋪天蓋地，建制陣營作為區選改制的得益者，自然是高調支持，至於反對派則無論從其既有的政治立場，還是從區選改制後的勝算來看，都似乎沒有贊成的理由。在此情況下，反對派會否在區選改制後參選，以及參選後究竟有多少勝算，便成了部分人關注的問題。以同屬學研社的社友戴慶成為例，便在早前撰文中指出，改制後的區選結果可能跟2021年底的立法會選舉相同，並指對於港府而言，沒有了反對派的區議會也不一定是好事。

雖然區選改制方案公佈至今，仍未聽到有反對派政黨揚言杯葛，但從未來區選選情分析的角度而言，由於反對派的政治定位，致使他們只能循地區直選的渠道參選，而且隨着地區直選議席比例在改制後減至兩成之後，直選議員的工作範圍亦隨着選區一同劃大近十倍。在工作量增大而區議員糧支維持不變的情況下，理論上的確會打擊反對派參與地區選的積極性。

當然，相比工作量的增大，主流反對派支持者的投票意欲，可能才是對方會否參選的決定性因素，特別是區議會在立法會中的「超區」和間選議席，以及原有113個的選委會議席，已在中央於2021年決定完善香港選制時被取消，加上區議會直選議員的數目減至88席之餘，選制還改用了雙議席單票制，致使部分反對派支持者可能覺得投票與否，都是對選舉結果沒多大影響。

與此同時，改制後的候選人資格必須受資審查會審批，並要取得俗稱「三會」的委員提名，都會讓部分反對派支持者覺得，任何能夠取得足夠提名並獲資審會批准參選的反對派，都意味是所謂的「投共」，因而被視作「叛徒」。某程度而言，自稱非建制派的候選人在2021年立法會地區直選大敗，正是源於這些人因上述的選民心態而拿不到選票，而這種心態可能亦會影響着改制後的區選，令反對派覺得派人出選，跟「陪跑」沒甚麼差別。

然而，沒有或剩下極少數反對派的區議會，對港府真的不是好事嗎？戴兄指反對派有逾六成的民意支持，這是沿襲過去坊間「六四得票比例」的說法，但即使是在修例風波高峰期的2019年區選，投票率被推高至71.23%，反對派與建制派的得票比例，也不過是57.44%比41.32%，意味着反對派的實際選民支持率是40.9%，如把合資格但沒登記作選民的人口算進去，所謂的民意支持率只會更低。

撇開所謂六成民意支持的問題不論，區議會沒有所謂反對派一點聲音，便會影響政府的地區治理效能，此說亦是值得商榷，因為區議會自港英時代設立之初，便是區域性諮詢組織，即使港府在回歸後透過制定本地的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以及2010年推出的「超級區議會」政改方案，令區議員有一定的選委會和立法會間選權和被選舉權，使區議會一度享有部分「政權性」功能，但區議會本身通過或否決的議案，依舊是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力。

換言之，反對派過往一直熱衷於參與區選，絕非因為區議會本身具有實際監察政府施政的功能，而是因為區議員的糧支可用作他們養住旗下黨工，以便對方在立法會選舉時成為樁腳之外，區議員在當時還具有立法會和選委會間選權和被選權，所以修例風波前的2018年，戴耀廷便已提倡所謂「風雲計劃」，並在2019年因修例風波而意外大勝之後，打算利用上述的間選和被選權力，達成所謂「攬炒十步曲」的政治目的。

況且，雖說反對派由於一直靠地區直選贏取議席，其區議員一貫比較勤力，但他們似乎更傾向關注全港性的政治議題，所以反對派在2019年區選大勝，因而掌控絕大多數的區議會之後，便會發現他們更熱衷於議會內「打嘴炮」，討論和通過一些毫無法律約束力的全港性政治議案。有人若認為有反對派在區議會之內，便能提升港府的地區治理效能，無疑是痴人說夢。

退一步而言，即使假定建制派過去在反對派的存在下，因要贏得區選而在地區事務上更落力，戴兄在文中提到的高鐵站沒的士，也不會因為區議會有或沒有反對派而有所改善。一來是從局限條件下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而言，議員的所謂「為民請命」背後，必然有着自身的政治盤算，而使用高鐵往返內地的乘客，立場上通常都不會是反華反共，自然不會被反對派視為可以爭取的票源，他們亦未必願為對方轉搭的士的問題白費氣力。

即使是建制派區議員，的士司機是否願意到高鐵站接客，往往取決於對方是否要專程開着一架空車去兜客，以及這樣做的機會成本是多少，而兩個考慮因素都是由市場決定，如此便衍生一個問題：難道區議會有了反對派的聲音，區議員便有能力改變市場生態乎？即使政府可以透過干預市場，例如透過發放空車前往高鐵站的補貼，區議員難道又有權力促使政府發放補貼嗎？由是觀之，覺得區議會內有反對派，便能改善的士不願到高鐵站接客的問題，猶如緣木求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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