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渤:金庸是怎樣煉成的

2018-11-05
鮑渤
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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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查良庸)辭世,海內外的評述如飛雪連天。查大俠的一生,的確充滿傳奇。一介書生,寫的武俠小說印刷逾億,譽為「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迷」。他創辦的報業集團在香港上市,成為中華上下五千年純粹靠一支筆晉身富豪的第一人。他被譽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十大偶像,還有人稱他是中國版的默多克。

查大俠的駕鶴歸去,還標誌着「文人辦報」的歷史終結。舉目四望今時今日的香港,盡皆巨商富賈攻城掠地,像吃點心一樣收購報社或電視台,哪裡還有純文人出身的媒體老闆?這種現像在台灣、新加坡和歐美日亦然。報章在大陸有其「特殊屬性」,不完全是市場行為,另當別論。

號稱「左手寫社評,右手寫小說」,一生與文字為伍的金庸還有另外一個成就,就是時政評論。寫社論的高手很多,寫到當時的兩岸領導人鄧小平和蔣經國,都邀約為座上賓,金庸也許是空前絕後。據說金庸還是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正式單獨會見的第一位香港同胞,其有「影射」之嫌的小說在大陸解禁亦就得益於鄧公。蔣家王朝亦覺得被影射,所以金庸小說在台灣被列為禁書長逾三十年,直到小蔣點頭解封。

金庸曾經任職的大公報,一九四九年前是中國影響力最大的民營報章。全盛時期的總編輯張季鸞,在筆者印像中沒有同被蔣介石和毛澤東邀約的禮遇。

九十年代初,筆者在國外讀傳播系研究生快畢業的時候,有不少機構招手,包括西方、新加坡、大陸和港台的主流媒體,最後鐵了心千裡走單騎「投奔」大公報,正是仰慕該報的聲望,以及名震海內外的金庸。

跟金庸初進大公報一樣,筆者也是任職外國通訊社的電訊翻譯,而且剛好分配在金庸、梁羽生練手武俠小說連載的大公報旗下《新晚報》。這兩位「武俠小說宗師」當年還是年輕人,上司正是香港文化名人,後來還被北京以「向美國出賣情報」控以間諜罪的羅孚。由於出道的早晚,筆者未能與這些大師級前輩們共事。但百年大公有個優良傳統,就是新老同事每年都有報社安排的聚會。跨世代新聞人促膝話當年,有恍如隔世之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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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公報籃球隊人員合影。後排左二即金庸。(圖片來源:香港文化資料庫)

理想是做外交官,一不小心做了傳媒

金庸是文壇的蓋世奇才,這一點沒有疑問。但如果不是冥冥之中命運的操弄,不會有金庸的橫空出世。他的命運至少有如下四個轉折點:

其一,1947年6月,上海《大公報》刊登廣告,面向全國招聘3名電訊翻譯,金庸憑借扎實的中英文基礎和在杭州《東南日報》的經歷,在逾百個應聘者中脫穎而出,成為第一個錄用者。

在大學時代讀外交專業的金庸,其實早期的志向是做外交官,只是「一不小心」做了傳媒。但他曾又說討厭政治,顯然不可能像比他早兩年進入大公報的浙江老鄉錢其琛,從一個小記者做到外交部長。

在大公報的歷練,對金庸終身受益。他曾跟我們這些晚輩憶述,大公報對文字的要求很高,稿子在付印前要多個編輯層級把關,幾經推敲才定稿。稿子有誤,編輯負責。排印出錯,唯校對是問。寫錯印錯皆按字數扣薪。超過一定字數,等著「炒魷魚」吧。

日前與日本朝日新聞、台灣中央社的幾個同行茶敘,他們還交口稱讚大公報的文字之美,以及文藝副刊的博雅和脫俗。時至今日,大公報顯然不是公信力最高,卻是中文寫作水平最高的報章。這一點,相信不會有太多的爭論。

除了文字功夫,對國家、民族的深切關懷,報館內兼容並包、無問西東的氛圍,才是大公報人才輩出的最重要的營養。筆者多年前曾經撰文,盛贊「那些年」的大公報,採編隊伍「滿天星輝」,足以媲美西方報業老大《紐約時報》,信手拈來都是當時新聞界的頂尖人才,比如記述紅軍長征的《中國的西北角》,後來成為新華社社長的范長江、二戰時期派駐歐洲的戰地記者蕭乾、曾經做過毛澤東秘書,後來官拜中宣部副部長,《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執筆者劉克林、登上美軍密蘇裡戰列艦採寫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寫下抗戰名篇《日落》的朱啟平、書寫蔣家王朝秘辛《金陵春夢》的作者嚴慶澍,盡皆出身大公報,粒粒皆星,多不勝數。

那年頭蔣介石南京總統府的案臺上每天有兩份報紙,一份是國民黨中央的機關報《中央日報》,另一份就是「沒有政治地位,但有江湖地位」的民營報紙《大公報》了。毛澤東在延安接待國統區來的記者,必把大公報記者讓到主賓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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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年,金庸與《神鵰俠侶》電影主角合照。左起:謝賢、金庸、南紅、梁素琴(圖片來源:大公報)

從上海來到香港純屬偶然

其二,1948年,也就是中共建政的前夜,大公報在香港開新館,需從上海館調派一名翻譯。原定調任香港的李姓同事新婚燕爾,不願勞燕分飛,這份「苦差事」鬼使神差落到查良鏞身上。多年來,金庸每次回憶都感歎,「就差這麼一點,來不了香港,命運可能完全改寫」。

假如沒有在1948年離開滬上,就不會有光耀香江的金庸。在紅色狂飆的歲月,他本人的命運,其實很容易想像。且不說他的大地主父親被槍決,大公報的同事如範長江、孟秋江、劉克林、蔣蔭恩都以極端的方式「自絕於人民」。1949年以後,天津《大公報》更名為《進步日報》。1953年,上海《大公報》也因合併「被進步」了。1958年3月,大公報社落實「右派指標」,朱啟平、蕭離、徐文蘭、高汾、余悅、尤在、吳永良、石文華等八人被遣送到北大荒「改造思想」。

最可惜的是大公報的美女記者,後來官拜周恩來辦公室主任秘書的楊剛。畢業於北京大學的英國文學系,抗戰時期與彭子岡、浦熙修、戈揚被譽為新聞界「四大花旦」,她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譯成英文出版。楊剛後來擔任《大公報》駐美國特派記者,時常進出杜魯門主政時期的白宮,是第一位參加美國總統新聞發佈會的中國女記者。駐美期間,這位秀外慧中的北大才女還入讀哈佛,並成為美國「中國通」泰斗費正清的好朋友。她反右運動中自殺的原因眾說紛紜,抑鬱症是其一,這間接印證了胡喬木的說法,「她因遺失了一個重要筆記本,感到十分緊張,在精神不正常的情況下離開人間」。

大公報在1966年文革開始不久停刊,香港大公報成為承繼這份曾經是中國最優秀報紙的最後一脈香火。所以金庸在回首往事時曾多次感慨,「我現在擁有的一切,雖有自己的辛勤努力,但更多是香港這一環境所賜,也要感謝大公報派我來香港」。

其三、金庸寫武俠小說,其實是非常的機緣巧合。話說五十年代中期的香港,武術界的太極與白鶴兩大門派囿於門戶之見,在報章唇槍舌戰。文鬥解決不了問題,索性簽下「各安天命」的生死狀,由兩派掌門人打擂台一決雌雄。因香港法例禁止「約架」,便約定在一水之隔的澳門。沒想到香港竟有數萬人乘船過海,日夜觀戰。香港報紙的相關報道比現時的馬經還暢銷。

羅孚悟到商機,叫副刊編輯陳文統以梁羽生為筆名,開寫《龍虎鬥京華》小說連載。據《新晚報》的前輩同事回憶,有一次陳文統因事無暇寫稿,報紙眼看就要「開天窗」,情急之下叫老友查良鏞幫手。為免「掉鏈子」,編輯部特意派一名排版車間的同事端坐查良鏞家,說「九點鐘前無論如何要一千字稿」,否則翌日副刊版面「大塊空白」就難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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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不願意寫武俠小說,被上司「抓差」

梁羽生後來更向羅孚推薦金庸另闢文字地盤。梁羽生和金庸作為同事,同樣愛好琴棋書畫,閒時喜歡對弈。但說到寫武俠小說,金庸一點想法也沒有,嚴格來說是被羅孚攤派任務的。查良庸首次以筆名金庸在《新晚報》發表首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之後,才情橫溢,揮灑自如,總共完成了十五部武林江湖的巔峰之作。梁羽生後來在茶敘中跟舊同事坦承,他是世界上第一個知道「梁羽生寫不過金庸的人」。

如果金庸不是被「被抓差」,他有可能輪替羅孚等幾個社論寫手,每天的任務,就是泡一杯香茗,翻閱天下大事,然後撰寫一個名叫「夕夕談」的社評專欄,共用一個叫「羊朱」的筆名。筆者當年號稱大公報史上最年輕的要聞部主管之一,三十齣頭就提拔為副主任,並輪流撰寫「夕夕談」,碌碌無為「在平凡的崗位上干著不平凡的事業」。日復一日直到九七年香港回歸之後的某一天,《新晚報》突然宣佈停刊,同事們詫異之餘問當時的總編輯李佐興。他波瀾不驚地說了一句,「我們的歷史任務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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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與大公報社副刊課、翻譯課諸同事合影。(圖片來源:香港文化資料庫)

離開大公報,成就金庸

其四、如果當年沒有毅然離開大公報,不會有名震天下的金庸。

在大公報度過了十多個春秋,金庸為什麼要離開這家報館?深入探討個中因由的文章甚少,多是蜻蜓點水。其中一個說法,因為不能發表反對大陸「大躍進」的文章,查良鏞憤然離職。其後,他出資8萬元,加上同學沈寶新的2萬元,決意自行試辦報刊,兩位東主兩位夥計共四人。他一開始並不打算發行報紙,而是計劃出版武俠小說雜誌《野馬》,查良鏞解釋命名「取其行動自由之意」。金庸後來改變初衷決定辦報,取名明報,意為「明辨是非」。

第一份明報於1959年5月20日出版,因查良鏞左報出身,明報甫面世即被外間認定為左報。1962年5月,大批難民由內地偷渡來港,左報不予報道,不能給北京「添堵添亂」。明報卻反其道而行之,在邊境採訪的記者滾動式報道,一時街知巷聞,洛陽紙貴。金庸旗下的明報更與老東家大公報爆發筆戰,全港市民圍觀,煞是熱鬧。

1966年文革爆發,大陸閉關鎖國,香港成為了解內地的一扇重要窗口。金庸以報章作為平台,以筆桿作為武器,對文革破壞中國文化的倒行逆施,提出不留情面的批判。香港六七暴動期間,因為反對過激行動,金庸抨擊左派人士「將愛國一詞竊為己有」。他家門口也因此被放置炸彈,幸未造成傷亡。但在武俠小說中天下無敵的查大俠,畢竟是一介書生,不是「好打得」,所以一度離開香港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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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鵰俠侶》等作品的手稿真跡,珍藏於香港文化博物館「金庸館」內。

偶然與必然是孿生兄弟

必然和偶然是一種辯證關係。撇開筆者所言的以上四個偶然因素,金庸在文壇上的成就或許有必然性,最起碼他有厚重的知識底蘊。出身書香門第,金庸是徐志摩的表弟。查家的祠堂懸掛著一副對聯,「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這不是自我吹噓,而是康熙皇帝親筆為查家御書。另有一副對聯,「一門七進士,叔侄五翰林」,那是以數字說話。

金庸出生時,已經家道中落。儘管如此,查家仍有3600畝田地,僱農上百戶。「查氏藏書」在浙江一帶很是有名。小時候的金庸,每天以讀書為樂。晚年的金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有書讀,生活就快樂」。

金庸的好學,世間恐難有超過他者。香港擁有「名譽博士」的名流,多如過江之鯽,金庸當然也有一大堆這種學位。但2005年他年逾八旬還開始赴英倫,攻讀劍橋大學的歷史學碩士和博士。這還沒完,2009年,他又開始報讀北京大學中文系。如今看來,他逝世前五年還是剛拿到博士學位的北大學生。書山有路勤為徑,他是知識領域最不服老的「老頑童」。

筆者最後一次見到金庸,是在2012年元旦,依稀記得是在羅孚的九十二大壽。參加飯局除了家人,多是大公報的同仁。有傳媒還以「龍蛇混雜」來形容是次聚會,席間有經常宣稱「我不是崇洋,我是崇優」的香江才子陶傑。陶傑其實是大公報的家屬,本姓曹,父親曹驥雲為大公報的副總編輯,母親常婷婷為編輯。另一位更令人注目的是文匯報的前高管、後被北京以「台灣間諜」判刑五年的程翔。

金庸是羅孚的舊部,兩人年齡相差也就幾歲。記得那天不是太冷,兩位前輩卻穿得鼓鼓裹裹。面部表情說好聽一點是風雷激蕩之後的雲淡風輕。說得沒那麼吉慶,就是兩老的表情已「有些木」,畢竟是風中殘燭之年了。兩年之後羅孚辭世。此後金庸也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了。大公同仁有一次聊起也是今年辭世的饒宗頤,突然聯想到金庸,有人說他近兩年已不能說話或書寫,腦退化不再見客。

據結識金庸三十載,同為浙江老鄉的陶傑說,金庸離開這個世界之時,正聽着親友的電話,含笑而逝。查良鏞真如其筆下主角,「大吵大鬧一番後悄然歸隱」,走得何其瀟灑飄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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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胎轉世還做新聞工作

金庸以知識分子的當擔,以錚友的金石良言方式愛國。政治紛爭不過一時一地,可以流芳百世的是他的文字。他特別折服的大公報「不黨,不私,不盲,不賣」的理念,就不要提了。當年親建制的「小罵大幫忙」辦報風格,也己變了形,走了樣。

1902年創辦於天津的大公報,是地球上仍在發行的最老資格的中文報紙,活了近二甲子。前一甲子光華奪目,後一甲子黯然失色。海內外有若干個博士生寫1949年之前的大公報拿到學位,筆者曾經想寫1949年之後的報史,但竟然不知如何下筆。縱算中國新聞史學的泰斗方漢奇,恐怕也難以著述。這方面的空白,有待後人評說。如果把大公報比作長篇章回小說,上卷精彩絕倫,中卷索然無味,希望下卷能夠再鑄輝煌。

報紙乃黃昏產業,全球皆然。香港新聞從業員的薪水,與職業所要求的智力、學歷及勞心勞力,嚴重不對等。筆者身邊的媒體人,沒有幾個希望子女「繼往開來」的。但金庸生前說過「我死之後,如果下一世投胎做人,做什麼好呢?我說還是做新聞工作」。作為武俠小說宗師的金庸,亦是我們媒體人在逆境中堅持的不朽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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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庸過世了,但他留下的十五部武俠小說,依然會與以後的改編者交相結合,從而衍生出更多作品,為一代又一代的讀者提供源源不絕的歡樂。

    邱健恩  2018-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