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紀行】鮑渤:何為伊斯蘭教中國化?

2019-05-15
鮑渤
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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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談宗教活動,聽到最多的是「伊斯蘭教中國化」。這似乎是陌生的提法,知之者甚少,筆者為此專程走訪了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伊斯蘭教經學院,約談院長阿不都熱克甫·吐木尼牙孜。阿院長同時還擔任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會長、新疆政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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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恐怖主義活動是全球現象,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中國無法獨善其身。前些年新疆發生暴恐事件,與「三股勢力」當中的「極端宗教」至關密切。這個根源,無分中外,全球皆然。在本拉登創立的阿蓋達組織,在近年冒起的ISIS聖戰隊伍中,都能看見中國新疆維吾爾族極端分子的身影。

據阿院長介紹,伊斯蘭教中國化是今年初北京通過的一項五年計劃,其最本質的特徵,就是去極端化,回歸伊斯蘭教的真意。他舉例說,前些年在新疆街頭就有一些人扮演「宗教警察」的角色,在公眾場合訓斥途人的穿著和舉止。其實,在開明的社會,任何人「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的自由」,這也是政府一貫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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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世俗化國家,沒有宗教戰爭,也沒有西方中世紀的君權和教權之爭。受儒家思想影響,中國人自古崇尚「和而不同」。一個典型的例證,佛教早年進入中國傳播,高僧們清楚地認識到「不依國法,佛法難立」。雖然世俗政權高於宗教組織,但是傳統上中國的世俗力量並不迫害宗教力量。

唐宋開啟了伊斯蘭教中國化的先河

伊斯蘭教在中國長達一千三百多年的傳播史,實際上也是在中國化道路上探索前行的演化史。唐宋是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移植時期 ,作為中國穆斯林的先民,絡繹不絕的來華「蕃客」在中原久居不歸 ,繁衍生息 ,融入中國社會 的同時亦開啟了伊斯蘭教中國化的先河 。到了元朝,「回回遍天下,江南尤多」,不斷融入華夏主流社會,時稱「華化」。

明清是伊斯蘭教在中國「理論建構」發展最為迅速的年代,先後出現中國伊斯蘭教史上第一個「以中土之漢文,展天方之奧義」的學者、祖上來自西域的王岱輿,集伊斯蘭教哲學思想之大成者、著述《天方典禮》被收入乾隆時編纂之《四庫全書》的劉智,還有第一個把《古蘭經》譯成漢語的馬德新。到了清末,馬注將伊斯蘭教倫理與儒家倫理、社會道德融為一爐,其代表作《清真指南》大致形成了中國特色的伊斯蘭教倫理思想。

這些先賢有個共通之處,就是致力於「以儒詮經」,努力把伊斯蘭教與他們所處的時代相適應。他們深諳伊斯蘭教的真諦,亦了解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他們為後世留下的精神遺產和文化創新的經驗,值得認真總結和借鑒。

追本溯源,阿院長強調,「極端不是宗教,宗教不會極端」。他認為,「所謂極端宗教,不是宗教目的,而是政治原因,是打着宗教信仰的名義,挑戰世俗社會的法律和公共秩序」。出身於吐魯番農民家庭的阿院長用了一個樸實的比喻,「蜜蜂也是蜂,叮人的毒蜂也是蜂,所以要明辨這個區別」。


馬可波羅到訪南疆:當地人不好戰

南疆原住民多是維吾爾族人。大約700年前,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沿着絲綢之路到訪南疆,他在遊記中寫道,當地人根本不像好戰的。英國BBC一名記者在談到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到新疆採訪的時候,還說到印象最深的是當地人以能歌善舞出名,而不是暴力。但上世紀九十年代年,新疆流行「伊吉拉特」。該詞源自阿拉伯語中的「希吉拉」,意為「出走」。部分維吾爾族人出境到中東的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等國開展「聖戰」。1999年,新疆某地一夥伊斯蘭極端分子鼓動中學生「走出國門,與真正的穆斯林一起生活,為建立哈里發國家而聖戰」,伊斯蘭極端主義開始抬頭。

分析恐怖分子的心理,大致上都懷着「替天行道」的「聖戰」思維。合理化自己行為的同時,還被抹上「神聖」色彩,這種洗腦令人不寒而慄。施襲者往往強調信徒身份,壓低世俗身份。主腦勢力則故意營造壓迫與反抗的語境,暴力恐怖被賦予正當性。慷慨義憤、自我隔離、敵意想像、情緒共振、「殺身取義」,不論是在新疆還是阿富汗、敘利亞的極端暴恐分子身上,都能找到這樣一種情緒。

「三股勢力」並不是中國獨有。烏茲別克斯坦的維吾爾族來自喀什,哈薩克斯坦的維吾爾族來自伊犁。九十年代起,哈薩克斯坦的清真寺出現了維吾爾清真寺,韃靼清真寺,烏茲別克清真寺,也抹上了民族和政治色彩。有人煽動在哈國七河地區的維吾爾族獨立。所以,哈薩克斯坦政府也在開展全體「哈薩克人民」的公民意識和國家觀念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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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阿院長的攀談中了解到,學院在學習伊斯蘭教義的同時,非常強調國家意識。任何族群認同,都不能高於國家認同;任何族群意識也不能高於公民意識。在中國,穆斯林首先是公民,不能用教權來侵犯公民個人權利。

按人口比例 新疆清真寺多於埃及土耳其

在阿院長的陪同下參觀了該學院的課室、清真寺、宿舍、飯堂。據他介紹,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巨資建設比老區大四倍的新疆伊斯蘭教經學院,栽培新一批懂國語、懂憲法的年輕宗教人士,同時分批招入現有的宗教人士回去經學院接受短期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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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還走訪建於明朝(1468年)的艾提朶爾清真寺。該址早在2001年被國務院列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分三次撥出專款大規模維修擴建。新疆現有二萬四千個清真寺,平均每三百個穆斯林就有一個清真寺,按人口比例比埃及、土耳其還多,共有二萬六千多個神職人員,體現了中國政府實施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筆者有一個感受:中國政府無意改變伊斯蘭教教義、習慣,或意識形態,但規範宗教活動的意圖非常明顯,其目的是打擊極端化,協助教徒融入中國社會。筆者相信這是「伊斯蘭教中國化」的新時代最為核心的任務。舉一個典型的例子,據筆者與新疆官員了解,和田所有地下講經點已被徹底取締,不受官方認證的「野阿訇」(體制之外的穆斯林宗教領袖)已不復存。

極限擠壓「野阿訇」的生存空間,並不是中共的發明。清末民初主政新疆的楊增新,在限制泛伊斯蘭主義方面早就很有「招數」。他禁止土耳其人充當教習和阿訇,頒令不許私設道堂,嚴禁在家聚徒念經,只許在公辦的清真寺中舉行宗教活動。但他不主張用行政力量干預正常宗教活動,還充分安置無業游民,「新疆游兵,遊民遍地皆是,唯有開渠墾荒,安插游閑,為新疆一大政要」。1911年上任的楊增新,治疆十七年期間沒有發生大的動亂,也沒發生民族械鬥。「柔性和剛性並濟」的治疆手腕,非常值得研究。

源自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傳統,不僅與華夏文明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跟歐美為主導的基督教文明,同樣存在互相適應的問題。中東是人類文明最早出現的地區,是歷史上不同文明衝突與交融最為顯著的地區,時至今日仍然是世界各種矛盾最集中表現的地區。恐怖主義在中東猖獗,伊斯蘭國「趁勢而起」。以土耳其為例,既無法改變《古蘭經》有關齋月的規定,又想依照西方模式發展自己,所以一直在兩者之間作一個艱難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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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衝突、調和與適應

關於穆斯林有一個冷知識:伊斯蘭教雖然起於阿拉伯半島,但只有20%左右教徒住在阿拉伯語區。真正大批伊斯蘭教徒聚居之處,不在中東,而在南亞與東南亞。擁有一億二千萬信徒的印尼,是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國家。孟加拉有一億一千萬信眾,排第二,其後依次是土耳其、埃及、伊朗。中國有三千八百萬穆斯林,多於著名的伊斯蘭教國家阿富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敘利亞、約旦等國。

值得一提的是,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的穆斯林,傳統的穿着打扮都是鮮艷的,民族性格亦以活潑快樂、能歌善舞著稱。前些年,「受極端宗教思想感染」,男性蓄拉登式鬍鬚,女性穿黑罩袍戴面紗只露眼睛。這被視為「原教旨主義」的重要表徵,具有某種政治符號和極端意味。據這些人表示,「去過沙特的人,回來說以前我們做的不對」,女性將黑袍黑紗遮蓋身體,被譽為「更遵循教義」「嚴於要求自我」。不能說信奉原教旨主義就是極端勢力,但是事實證明,製造恐怖行動的那些人,主要還是原教旨主義信徒。


筆者曾經拜讀香港城市大學前校長張信剛的著作《大中東行紀---遊走於文明之間》,印象最深刻的是「伊朗:波斯文明巡禮」中的一段話:「我注意到飛離伊朗的飛機上,婦女們紛紛摘下了她們的頭巾,有些人塗上了唇膏,還有人到洗手間里換上了時髦的衣裳。頃刻之間,我明白了,伊朗的未來就在這些有機會出國的人們的心中」。我聯想到,在教培中心看到的女學員們也都「濃妝淡抹總相宜」,各自精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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