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慶成:「佛系」港青的無奈

2019-06-03
戴慶成
學研社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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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的勤勞能幹一向為人稱道。最近閱讀已故哈佛大學經濟學和歷史教授戴維·蘭德斯(David Landes)的名著《國富國窮》,發現這名學者也對港人讚佩不已,並在書中分享了一件相關趣事。

故事發生在30多年前,蘭德斯第一次到香港的某個晚上。他從酒店外出,路過一家開在樓梯底下的狹小攝影器材店,隨便瞅了一眼,店主馬上詢問他需要什麼。

蘭德斯原本不想買什麼,經他一問,想起可能需要一個特殊的鏡頭。店主失望地說店裡沒有,但隨後熱心地表示如果他過一會兒回來就會有貨。蘭德斯說自己要參加晚宴,最早也得午夜以後才能回來。店主回說沒問題,會等他。

午夜後,蘭德斯回到酒店房間,又困又累,心想店主應該不會繼續等,何必再浪費時間白跑一趟?然而他一轉念覺得不能說話不算話,於是再去那個小店,竟然發現店還開着,老闆把鏡頭交給他。蘭德斯慨嘆:「倘若店主是美國人或歐洲人,誰會這麼做?」

確實,香港這塊沒有任何天然資源的彈丸之地,正是憑着千千萬萬個像上述店主般勤奮的港人,才造就了今天的繁榮。只不過,若蘭德斯還在世,若他再次來香港,恐怕會大失所望,最近幾年,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正漸漸失去上一代拼搏進取的精神。

上個星期,香港知名商人施永青在報章撰文,引述投行的朋友披露同業近年已甚少聘用香港年輕人,除了因為他們在試用期間缺乏突出表現,另一個原因是年輕人知道在投行工作很辛苦,而且競爭激烈,所以不願接受挑戰,以至近年來應聘的本地新一代都少了。

施永青的朋友還說,他入行時很樂意加班,因為加班說明公司在用他,他會盡量做好工作以證明公司並沒有用錯自己。但近年來,一過下午4時30分,他都不敢指派工作給香港人做,因為曾被下屬抱怨這麼遲才指派任務,下屬稱不敢保證工作一定能在當天完成。另有一些人即使沒有口出怨言,但也面露難色。

就我長期在香港生活的觀察,施永青描述的情況的確是一個令人擔憂的普遍現象,而且越來越明顯。前一陣子,我和一些開公司的朋友聊天,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談起了新一代香港年輕人素質下降的問題。朋友甲批評,近年港青敢於爭取權益,但又缺乏責任心,很少年輕人能夠準時上班,遲到的也甚少覺得不好意思。

從事媒體業的朋友乙則慨嘆,港青的文字水平每況愈下,稿子不流暢不在話下,而且對薪酬待遇要求多多。至於能力較強的記者,往往做了兩三年,就拿着信封走到老闆面前說要辭職到海外工作度假(working holiday,即出國長期旅遊並打臨時工補貼旅遊費用),或者在家做自由撰稿人。大家都慨嘆這一代的香港年輕人給寵壞了。

香港青年的上進心大不如前,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是當今的年輕一輩日漸重視「後物質主義」。近年不少調查都顯示,除了個人成就、財富地位,香港年輕人越來越重視自我表達、自由自主等。

由此,很多港青開始追求「慢活」的生活方式。在他們眼中,人生好像一幅拼圖,由工作、家庭、朋友及興趣等不同的組件拼湊而成。人生的意義不應只限於一份工作,他們更在意的是一種張弛有度的生活哲學。

如果說上述原因是全球性趨勢,香港年輕人「不思進取」的另一個原因就有點悲哀了。那就是很多人面對樓價高昂的大環境,覺得縱使努力也無用,變得迷茫、自我懷疑,結果是「無欲無求」,成為「佛系青年」。

其具體表現在於:部分青年要麼選擇一些沒有前景但輕鬆的工作,要麼每個月都去短途旅遊,成為「月光族」,沒有長遠的人生目標。當社會批評這些年輕人不思進取的同時,往往忽略了他們內心的無奈。

平心而論,香港的年輕人並非人人都是遊手好閒,大部分人只是有志難伸,於是唯有看淡一切,其遭遇委實令人同情。但在當前競爭激烈的全球化年代,以眼下香港年輕人的工作態度,恐怕很難讓香港繼續維持強大的競爭力。特區政府應該好好反思如何激發港青的鬥志,令香港再次向前發展。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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