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數據：疫情變抑情　港人病不輕

圖1 香港社交媒體對新冠疫情相關議題的負面情緒構成變化（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圖2 8月以來香港社交媒體抑鬱情緒與疫情變化的比較（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圖3 近三波疫情下港人抑鬱情緒來源的分析及變化情況（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圖4 疫情下造成港人抑鬱情緒的經濟問題比較（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圖5 疫情下造成港人抑鬱情緒的防疫管控因素比較 （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圖6 疫情爆發以來香港青年抑鬱情緒與總體變化的比較（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圖7 2017年以來香港社交媒體有關「心理疾病」議題討論熱度變化（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香港疫情雖稍有緩解，但社會持續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有調查稱，超過七成港人出現不同程度的抑鬱傾向。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發現，不安和焦慮情緒的確充滿整個香港社交媒體，青年群體尤為明顯，疫後經濟問題是近期致港人抑鬱的最突出因素。 

7月初以來，香港遭遇了迄今為止最嚴重的本土傳播疫情衝擊，每日新增病例一度連續10日「破百」，引起社會極大恐慌和焦慮。第三波疫情再次引起港人負面情緒大幅反彈，其中抑鬱情緒所佔比例明顯超過五、六月（如圖1）。儘管近期香港疫情受控，但一旦新增確診病例有所回升，港人抑鬱情緒的反彈格外明顯（如圖2）。 

由此可見，隨着疫情已經持續超過半年，與「防疫疲勞」相伴的，是市民情緒的高度敏感、緊張。對疫情不知何時結束的焦慮、對疫情影響下經濟前景的恐慌，以及疫情限制個人正常作息與外遊活動的無力感，都構成了港人的抑鬱情緒，造成全社會出現「集體心理健康問題」。 

數據顯示，經濟因素是第三波疫情下觸發港人抑鬱情緒的最主要來源（如圖3）。換言之，隨着民眾對疫情逐漸產生客觀認識，再加上中央支持下港人抗疫信心倍增，對疫情本身的懼怕、恐慌已經明顯受控。然而，疫情對香港經濟的衝擊已經逐步顯現，港人的抑鬱情緒已經轉向生計問題，既包括對個人經濟前景的看淡，也包括對香港整體經濟發展的擔憂。 

疫情迫使許多行業按下「暫停鍵」，「手停口停」直接威脅著千家萬戶的一日三餐。如圖4所示，在經濟問題中，「失業潮與結業潮」是引起港人最多抑鬱情緒的因素。雖然政府推出不少紓困措施，但難以扭轉經濟衰退大環境，造成了「派錢無感」的窘境。不少上班族抱怨政府補貼進了僱主口袋，轉頭照樣被停薪、裁員；中小商戶則哀嘆門市生意寥寥，卻依舊要承擔高昂租金，難逃關門命運。 

與此同時，防疫措施對個人活動的限制，也讓無奈「蝸居」的港人心理瀕臨崩潰（如圖5）。其中，「封關」政策致港人遲遲無法正常往返兩地、或出境旅遊，讓無數跨境家庭陷入分離狀態，引起的抑鬱情緒最為明顯。此外，「限聚令」、「限堂食」以及關閉遊樂園、娛樂場所等政策，也讓習慣週末外出的港人不知所措。 

眾所周知，香港人口密度極高、人均住房面積小，市民往往依賴外遊、聚餐、享受公共遊樂設施等活動調節個人情緒。可見，在疫情限制個人活動的現實之下，港人精神壓力倍增。 

進一步分析發現，青年群體的情緒波動最大、抑鬱傾向最明顯（如圖6）。事實上，去年發生的社會政治動蕩，就已經讓「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成為香港青年議論的熱詞。更嚴重的是，今年的疫情造成的社會停擺、經濟蕭條幾乎「無縫對接」，「畢業即失業」加劇了青年人的現實困境，也加重青年人的心理負擔。 

需要警惕的是，疫情雖然逐漸受控，但「抑情」已經悄然上升為困擾整個社會的新問題。數據顯示，去年下半年以來，香港社交媒體涉及心理問題、心理疾病及心理咨詢、輔導議題的討論大幅上漲（如圖7）。尤其是現時經濟問題才露出冰山一角，若減薪潮、求職難、負資產接踵而至，港人的集體抑鬱何時康復？尚不得而知。 

 

本文原刊於《中評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