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雨亭:美中衝突下中國與台灣的抉擇

2020-09-03
楊雨亭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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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2019)以來,美國總統特朗普、國務卿龐佩奧等對於中國的言論以及所採取的經濟、政治以至軍事行動愈演愈烈,而台灣也越來越突顯出其夾在兩強之間一個棋子的角色,由於台灣內部統獨藍綠越趨分裂,因此台灣的前景並不看好。

一、美國對共產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回顧

一般的看法,認為美中衝突之所以會搞到今天的地步,和中國崛起以及川普的商人個性和其選情不佳有關。其實,這是一個表面上的一個因素。真實的情形,是美國自冷戰以來歷經1950年到1953年的韓戰以及1955年到1975年的越戰,美國在這兩次的戰爭中都沒有得到實質性的勝利,其中原因複雜,主要在於美國人普遍對於共產黨意識形態的陌生以及輕視相對薄弱的共黨武裝力量。1990年至1991年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與蘇聯相繼解體,被認為是美國對共產主義國家長期鬥爭的一場重大勝利,筆者認為實情並非完全如此,真正的原因在於一個多世紀以來西方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結構自行塌陷,早已無力於美蘇軍備競賽。而在中國與越南、北韓等的東方共產主義運動,則經歷了內部激烈的政治運動以及和美國之間相當曲折的敵我關係。必須認識到,美國在二戰以後對於共產主義以及共產主義國家的警惕與圍堵,七十多年來在美國政府與民間社會中已經內化成了一種反共的共同意識。

尼克松在1967年美國的《外交事務》季刊發表文章說:「長期而言,我們不能聽任中國永遠停留在國家家庭之外,抱持幻想與仇恨,並威脅鄰國。我們這個小小的星球,不容十億具有能幹潛力的人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中。中國若不改變,世界不會安全。因此,我們的目標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引導其變革。」1989年六四以後尼克森說:「擁有十億人口的中國,回到孤立狀態,對中美兩國都無益。孤立的結果,肯定會造成一個憤怒而又窮困的中國;中國在保持亞太地區穩定上,扮演著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除非中國有建設地和負責任地參與地區性事務;韓國不可能維持和平,台灣問題不可能和平解決,香港人民的未來將不會享有一個自治、資本主義及民主體制的生活;中南半島也永無寧日。」尼克松是一個重實務的右派政治家,他的思想與言論顯示出二十世紀初期以來美國基督徒對待中國人的人道主義情懷,也就是說,許多美國人對國民黨治下的中國和共產黨治下的中國的態度基本日益一致,認為中國與中國人需要被善待,就有機會發展出東亞區域政治與經濟秩序中安定富裕的穩定力量,中國自身也將漸進地發展出民主政治。

對照特朗普與尼克松的言論,可以看出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的國力相對下降及美國人開始缺乏自信與寬容的胸懷的變化有多麼大。當然,尼克松當年完全難以想像中國在40年後的影響遠超過了東亞區域政治與經濟的範疇。

二、歐美文明的沒落以及中國崛起的意義與反思

歐美白人國家經歷自十七世紀以來長達三百多年來的昌盛文明,至二十一世紀初似乎接近了一個頂峰或是瓶頸。全球化的浪潮,帶來財富的重新分配,歐美國家的政治與經濟結構的中堅-中產階級開始瓦解,無法繼續吸納不斷湧入的移民和難民,以至階級與種族的對立日趨嚴重;今年來一些過去曾經富強的國家更由於新冠病毒的防疫困難而顯示出其社會結構不健全的現象。整體而言,自二戰以後,弱後國家與地區和歐美國家的經濟仍然存在著經濟與貿易上的過度依存關係,歐美國家的高度文明,並沒有成功地擴散到其他國家與地區,而形成了沒有殖民主義的殖民經濟現象。

1990年之後中國與台灣的發展極具戲劇性,中國大陸在鄧小平領導下進行經濟改革,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商踴入大陸市場,國際企業在中國投入大量資金與技術。二十年內,中台兩地的企業皆急遽成長,開始具備國際企業的規格;另一方面,西方國家發現中國具有巨大的市場,但同時也面臨了中國崛起以及台灣部分產業代工模式壟斷市場的情形。其中重要的現象,是顯示出在一個安定的環境中,中國以及其他受儒家文明影響國家與地區的人民展現出了良好的學習與發展能力。至2010年左右,大陸沿海城市的中產階級均收入接近台灣中產階級的下限,大約是月收入一千美元,而邀攬高科技人才與高級知識分子至大陸服務則以台灣二至四倍的薪資起跳。同時,大陸由於經濟發展過熱而導致官商勾結、貪污腐化以及生態環境污染的情形極為嚴重。2013年習近平上任中共總書記以及國家主席,一方面打貪,一方面推動「一帶一路」,倡導「中國夢」,在高度管制媒體與言論下,國威日盛,力量伸入第三世界,引起歐美側目。2015年前後,一些中國大陸民營企業在美國公開市場上市,所造成的股票行情以及企業領導人與高級主管的財富大大地超越了台灣,隱然具有國際新資本家的身影。中國在科技方面的進展、貿易方面的成長以及軍事方面的擴張,有相當驚人的表現。那麼,美國與「舊列強」是如何看待沒有經過「和平演變」就崛起的中國呢?

中國留美經濟學者丁學良在2000年香港的《明報月刊》元月號上發表〈美中對抗中的四種主義〉,其中這樣說:「二十一世紀初15年左右,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最危險的時刻,除非發生巨大的突然事變,中國會是世界上頭號強國-美國的頭號敵人。中國就其國力來說,遠不足以擔當這個角色。中國變成美國首要敵人,皆因蘇聯瓦解以後,美國主要的真實威脅頓時出現『空位』所致。……在未來的十多年,一方面,美國會繼續在中國周邊造就日益增大的戰略壓力,迫使中國把更多的資源用於戰備。另一方面,美國會收緊對華的高科技轉移,減縮中國汲取國際科技資源的機會。」此時,丁學良面臨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如果中國不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美國會如此對付中國嗎?」丁學良所得到西方學者的回答是「不會」。也就是說,如果中國是一個民主體制的國家,美國不會這樣對待中國。而丁學良並不同意這樣的說法,他認為只要中國崛起,美國就會打壓中國。所以丁學良建議中國政府:「面對美國發展出來的新型世界戰略,中國政府唯一可借助的,是民族主義,但是中國政府的民族主義卻遭到共產主義頻繁的衝擊,它太經常地強制地用是否忠於共產黨來劃分敵我界線,而民族主義最核心的是以民族國家(nation-state)作為效忠的對象。因為這一錯位,中國政府不經意地為美國強硬派做統戰工作,美國和國際上有很多團體、個人,容忍乃至贊同美國以民主主義的名義對中國進行圍堵打擊,並非因為他們特別憎惡中國,而是因為看不慣共產黨。如果中國政府淡化施政中的共產黨特色,使自己無異於一個普通發展中的第三世界大國,那麼,竭力推動打壓中國的美國強硬派,就會喪失國內和國際上的一大群盟友。」丁學良這篇2000年的文章具有相當程度的預見,但是習近平上任以後的中國政治與經濟的發展,恰恰與丁學良的構思逆反。習近平近年來強調的「黨媒姓黨」、「國進民退」以及「習思想」,似有回到毛澤東時代「人民民主專政」的意味,甚而不是「開明專制」,從而給予美國、「舊列強」(包括日本),以及台灣獨立派最好的口實與機會,藉特朗普的反中而進行「新圍堵」政策(New Containment Policy)。

近年來的「中國崛起」,從某個角度看,一方面威脅到歐美國家的優勢地位,另一方面,卻加強了許多弱後國家與地區對中國的經濟依賴,至於這樣的經濟關係是否是殖民經濟的性質,仍有待觀察。因此,所謂「中國崛起」,是一個多方面的複雜現象,所帶給世界的利弊得失,目前認定還早;而且中國並沒有輸出革命,也沒有強迫接受經援和合作的國家與地區實施馬列主義或者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中共若協助弱後國家與地區建立合宜的溫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體制,可能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向(an alternative),相對來說,長期以來美國輸出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並不成功。因此,就是打垮了「中國崛起」,其對世界的利弊得失,亦需要從理性計算,不能僅從中國政治體制的良窳以及中共在建政後經歷錯誤施政的角度來做道德上的判斷。

三、美中衝突下台灣的選擇

在目前愈演愈烈的美中衝突中,台灣內部再度分裂為兩派:台獨派與中華民國派,美國則越來越明顯地站在台獨派後面。未來島內的衝突將日益升高,符合美國一貫手法,以台灣為馬前卒而達到拉垮中共並且分裂中國為多個中小型國家的目標。台獨派與民進黨認為在這樣的「歷史契機」下,中共並無能力阻止台灣走向國際化以及實質性的台灣獨立,因為美國確實是準備一戰而摧毀中國的海空軍力量,中共也深知目前不可能在一個全面戰爭中勝過美國。美國政府與國會近日來更加強化對民進黨的支持,將民進黨執政的台灣劃入民主國家陣營,弱化中華民國色彩,降低中華民國的中國屬性,強化台灣與美國的實質關係。實際上,美國的政策已經是在催生台灣獨立。而民進黨在幾方面開始配合美國作業,去中國化的目的愈趨明顯,如華航更名、中華民國護照模糊Republic of China,且明確將台灣以美國的保護國自居(protectorate),這違反了兩蔣親美反共路線的基本性質:中華民國是中國而且尋求兩岸民主統一為其歷史目標。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的中華民國派與國民黨受到三方面的壓制而處於難以作為的處境,第一,是民進黨以促進轉型正義名義不斷追殺國民黨過去的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問題,並且完全剝奪國民黨的黨產,將國民黨非道德化,而不是追求以國民黨和民進黨為主的兩黨民主政治;第二,是美國對民進黨完全支持,打壓國民黨在兩岸關係的生存空間以及抹煞其歷史意義。美國近年來不但放棄對國民黨的支持,並且配合民進黨將台灣統派以及國民黨中的一些外省族群抹紅為親中親共立場。而國民黨菁英中有大量的美英兩國留學生,這些人長期習於親美,其中部分或其家人擁有美國身份,所以反對美國政策的聲音相當微弱;第三,中共近年來的國際國內政治基進主義引發許多民主國家的反感,且中共受到美國步步逼壓而走向武器裝備競賽以及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進而對台武統聲浪越來越高,這使得支持中華民國與國民黨的人物難以為兩岸關係和解進行辯護。

由於美國放出台灣獨立「毒鴆」的餌,中共鷹派和台灣獨派都無法控制地往前吞噬。因此,台灣海峽發生戰爭的機會越來越高,因為這是美中雙方鷹派的共同願望,拜登當選總統只能使衝突程度暫時降低。事實上,中共攻台,必須避免與美軍正面交鋒,美國也避免派遣大量部隊在台灣本島上與共軍進行巷戰。由過去國共內戰的模式,共軍以三倍、四倍的軍力擊潰孤立無援的國軍而獲勝,因此如果發生中共武統台灣,必然是以百萬解放軍分三波、四波立體渡海作戰,進行所謂「首戰即決戰」戰術。而美軍除非逕行攻擊或封鎖共軍在大陸的大本營,截斷攻台部隊,如韓戰中的仁川登陸,包抄北韓部隊,美國勝算不大。但此將引發美中台海大戰,台灣恐伊拉克化,而美軍亦不可能長期留守台灣海峽。

從中國的政治與歷史發展而言,由於中國與台灣之間的文化、地緣以及經濟的緊密關係,不論中國未來是何種政權,也不論台灣與中國之間是一國關係還是多體制甚至「朝貢」體系,台灣回歸中國版圖或勢力範圍,是一個無法改變的方向。

當前,有三方面的「契機」,形成美中台的歷史大戲上演:一是,美國不在此時打垮中共武裝力量,日後更難;二是,民進黨的台灣獨立大業必須掌握此刻與美國戰略戰術的充分配合,如果這次台獨沒有成功,日後更難;三是,中共鷹派武統台灣,此時是難得的機會,如果這次沒有發動,日後更難。因此,未來的演變,極為可觀。中華民國與台灣若要保護自己安全存活於危難,首先必須在島內尋求和解以及在兩岸進行溝通,看來台獨派與執政的民進黨是箭在弦上,似乎不太可能。由此,歷史發展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大概是無法避免的了!

結論-中國的選擇

在可見的未來,美國與西方國家以及台灣獨立派是否能夠或應該放棄(或放鬆)以「和平演變」為其基本思維與作法來面對中國與中國人民的發展,是影響中國未來以及世界秩序的一個關鍵因素。必須認識,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基因主要來自於1920至1950年代的蘇聯,缺乏西方國家所崇信的自由主義與民主體制的內在理路。由於中共受限於其歷史經驗所形塑的本質,一直不能適應(甚至於激烈抵制)西方國家以及台灣與香港方面所寄望的言論自由與民主政治體制。這並非表示中國人不願意享有自由與民主政治,而是中共與中國長期來的重疊,形成七十餘年來中國人的習慣與思維已經普遍深刻地共產黨化,更重要的是中國近現代史的中共黨史化,也就是國史即黨史,短期內要拆解中共與中國是不實際的。要求中共融入政治經濟的世界開放體制中有其本質上的困難,讓中共接受「專政」不可能永遠的這個事實還需要一段長的時間。而中共對此的自覺與自省(self-awareness)相當不足,尤其是近年來自信與自詡其「中國模式」的成功,掩蓋了其應該有的逐步開放社會以與世界文明接軌的重要性,進而形成了中共「綁架中國」(kidnap China)的現象。

中國共產黨應慎重考慮,美中衝突,並非只是美國和中國的衝突,而確實是反映出共產黨的思維和體制已經在歷史性的中國崛起中,扮演著中國與中國人民繼續前進中消極的角色。因此,如何轉變思維和體制,解開中國與中國人民的束縛,讓中國與中國人民不受限制地翱翔於世界文明之中,帶給世界新而美好的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下一階段的歷史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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