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健宇：香港人權受基本法保障更勝殖民時
近日英女王辭世，香港不少人表露懷緬之情，不知他們看到以下這些事實，假如他們仍是在香港治下，是不是還能如此「懷緬」：英國佔領香港首100年間（1841年至1941年），裁判法院審理的被告人卻多達150萬人以上（平均一年有1.5萬人被送上法庭），其中超過70%被告被定罪，當中又有超過25%人被判入監獄服刑。今日的「大館」（舊中區警署）在建立之初便是「警署、監獄、法院」的「三為一體」，為犯人提供「一條龍服務」。回顧這段歷史，我們便會發現在英國「治理」香港的129年間（1841至1970年），香港的「法治」也不過是嚴刑峻法而已。
香港人權轉變始於回歸
「大館」的關鍵人物，要數「堅道」的命名者，威廉．堅（William Caine）。他自1841年4月30日成為香港政府首任裁判官，於3年後建立香港警察隊，並且兼辦監獄事務，直至於1859年9月離任，服務18年，共歷5朝香港總督及副香港總督。當時的《華友西報》（The Friend of China）編輯泰倫（William Tarrant）曾經批評他的貪污行為，結果被下囚。當他面對英國國會的調杳。他曾於1854年說道：「應當公平但嚴厲地對待中國人，他們不會理解你的寬容，當你對他們仁慈時，他們不會感激你，也不會將之歸因於你的人道，而是認為那只是出於你的恐懼。」
英國佔領香港首150年間（1841年至1991年），裁判官一直有權對某些特定類型的罪犯施以笞刑。笞刑即使用藤條、樺木條或者九尾鞭作為鞭打工具，一些早期立法將之和其他所謂「中國式刑罰」規定為只適用於華人的刑罰。香港早期的裁判官們常因濫用笞刑而臭名遠播。笞刑作為法院判處的一種刑罰則一直存在到1990年，直到1991年《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制定。
如果說戰前施用嚴刑峻法、法治意識薄弱是世界潮流，戰後又是如何？1950及1960年代，香港發生多場暴動，今日不少香港市民不見得體會過英國「白警」的鐵棒，但當時港英制訂了《緊急（拘留令）規例》 （Emergency (Detention Ordets) Regulations），可隨意拘留數以千計被認為是不良分子的人，除了無須經法院的司法程序長期拘留市民外，更可隨便將其遞解出境。這段歷史更鮮見親英人士提出。
英國本土人權問題更多
當英國未能延續香港的治權時，英國在香港施政便全然不考慮1997年後的情況。例如英國將香港列為越南船民的「第一收容港」，至1998年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欠下香港11.62億港元債項，至今仍未歸還。同期，港英積極通過多條與人權相關的法案，包括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通過的《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性別歧視條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等。這些法例當然可以保障市民的權益，但英國為何不在更早的時間通過？「光榮」撤退（敗走）的背後，實是維持一面道貌岸然而已。
今天，我們看到英國的人權問題每況越下。以警察暴力執法為例，2020年6月一名警察因在2016年殺害黑人男子被判決有罪，該警察長時間電擊受害者並兩次踢踹其頭部。2003年英國批准《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任擇議定書》（OPCAT）後，將21個法定機構組成「國家預防機制」（National Preventive Mechanism），以督促英國政府。《國家預防機制第十一次年度報告》承認，蘇格蘭羈押場內部長期擁擠不堪，超過羈押時限問題嚴重。
當很多從未體會過英國之惡的人，便妄自菲薄，實在令人失望。無論如何，今日香港的人權與法治得來不易，須要我們共同守護，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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