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然:那些在殖民統治下的香港人

2016-11-08
悠然
學研社成員、香港資深政治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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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首先要弄清一個問題:為什麼有不少港人迷戀,甚至美化港英殖民地歷史?

《南京條約》,開啟了中國割讓國土的惡例,成了屈辱歷史的起點。但另一邊廂,沒有《南京條約》,就沒有香港。晚清喪權辱國之痛,卻是香港成富裕發展之福。英國和香港的最早關係是強盜和人質的關係,香港是英勢力進入華南的橋頭堡。開埠後,香港的第一桶金就是來自兩個不光彩的貿易:鴉片和苦力,形象地說,香港的發跡是人質幫著劫匪搶奪,從中分得了微薄的賊贓,港人得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香港和母體在從屬上分道揚鑣後,發展上也南轅北轍,既是逃難者的避風港,又是殖民者的幫兇,形成了百年來的怪現象:「中國愈衰敗,香港愈繁榮」。而更要命的,是香港成了大陸百年動盪下僅存的孤島,港人即使如何關懷家國,他們大多只能在精神上參與,在財力上支持,大部分人沒有了和母體同呼吸、共患難、齊探索的百年掙扎經歷。

問題的複雜更在於殖民者和母國的分野:英國來自工業文明,國家強大、制度先進、觀念文明;而大清是農業國家、千瘡百孔,並處於前現代的位置。對整個中國來說,英國是魔鬼多於天使。但對香港來說,英國魔鬼一面淡化了許多,在香港生活過的孫中生就曾在香港大學直言:「革命思想係從香港得來」。港人還因英國剝削中國而得益,而且,還有一重恩德:給南下難民容身之所。

二戰後,這種「中國愈衰敗,香港愈繁榮」情況因三大因素而更為強化。

第一,港英調整了施政方針,推行更多的「仁政」:開始照顧港人的衣食住行各迮面的生活,從大建公屋,到整頓衛生,再到打擊腐敗等,而借着中國閉國、大量難民南來佔得產業轉型先機,成了亞洲四小龍之一。改革開放後,回鄉的港人不僅沒有來自殖民地的羞辱感,香港還是一張耀眼的名牌,也是優越感的所在。

其次,今天的香港人大多是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因內地種種天災人禍而逃來的難民,他們和後代有了這種先苦後甜的經歷,對母體、對大陸總有種種複雜的感情:有恨其不爭的、有民胞物與的,也有羞與為伍的。

第三,是港英教育體系有意削弱民族認同,以中國歷史教育為例,它旨在壓抑和化解可能挑起反殖民族主義的學科內容,並透過課程內容的編排,刻意解構課程的整體性,削弱民族情感元素,從而使其失去原本可以體現的民族主義影響。

沒有共同的慘痛記憶、對母體充滿優越感、對中國現政府又羞與為伍,而且幾代人受了扭曲的歷史教育,這就構成了回歸前的香港人。

但吊詭的是,回歸前,港人的中國人這身分認同還是清楚的,即使這個「國」有點模糊,可以是共產黨,也可以是國民黨,甚至是文化的。可回歸後,特別是前年佔中後,「迷殖」、「反中」,「本土」等怪論四起,成了中國特別行政區的香港,竟會比殖民地時更「迷殖」,更「去中國化」,背後的原因是一系列錯誤的認知和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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