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慶成：兩年後反思「佔領中環」運動
「佔領中環」運動發生逾兩年，政府終於在日前出手，首次以「公眾妨擾罪」等落案起訴九名核心成員，令這一宗本港社運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再次引起輿論關注。正如黑格爾所說，「密納發（智慧女神）的貓頭鷹要等到黃昏的到來才會起飛」，對歷史大事件往往要經歷長久的沉思，才能有清晰的定性。如今距離「佔中」已經兩年，或許也是對事件作一個客觀反思的適當時機。
在政治上來說，任何一種政治生活的背後均有其秉持的倫理精神。德國政治學大師韋伯就認為，將「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從政者需要面臨兩種倫理的抉擇：一種是「意圖倫理」，一種是「責任倫理」。前者是指只要意圖是對的，行為就是對的，結果如何他不負責；後者則是指從政人士亦要考慮自己的政治行為責任及其可以預見的後果，並為其承擔相應的責任。
泛民抗爭手法由「責任倫理」轉向「意圖倫理」
回歸以來，泛民主派一直致力爭取民主普選，在公共政治生活奉行的正是「責任倫理」。他們常用的方式是上街遊行，通過群眾運動向政府施壓，然後每次遊行後就和平散去。其背後的理念，就是從政人士必須為自己的行為所導致的每一個後果負責，不能輕易傷害到無辜的人，或者導致香港經濟出現嚴重的損失。
然而，多年來的政治能力感，令「遊行無用」的悲觀論調日漸升溫，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遂在2014年發起公民抗命運動，企圖以「佔領中環」癱瘓香港經濟，迫使中央政府給予港人普選。
不同背景的「佔中」參與者異口同聲地說，既然多年來有秩序的遊行對政府來說不具威脅性，公民抗命已被迫成為唯一的選擇。更何況，「佔中」雖然有負面的衝擊，但只要有良好的動機和善良的意圖，該等行為的結果也是值得期待的。泛民的抗爭手法自此亦出現重大的「範式轉移」，從以往的「責任倫理」轉向「意圖倫理」。
佔中對新一代有深遠影響
我們不能否認，「佔中」對本港公民社會的發展的確有其正面及積極的作用。泛民陣營以違法方式「佔領中環」，爭取國際廣泛支持，不但引起社會關注，更燃起港人的公民意識。在過去兩年的各大選舉中，泛民陣營皆能大獲全勝，就是因為受「佔中」感染的年輕選民逐漸意識到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積極主動參與公共事務，提高對政治參與的結果。
但毋庸諱言，「佔中」也為本港帶來了多方面的消極影響。從「佔中」兩年半以來的顯著變化來看，只講「意圖倫理」的政治行為，更令本港一些核心價值觀出現劇變。
政治的「意圖倫理」並不是必然導致惡行，但因為它過於注重行為意圖、忽視行為後果，於是許多年輕人在美好善良意圖的支配下，為了實現自認為重要的目標，不惜花費巨大代價；為了達到心目中理想的境界，不惜一次又一次地使用暴力。
以去年年初的旺角暴動（法官用語）為例，在參加者看來，上街扔磚甚至緃火燒車，行為雖然卑鄙齷齪，卻可以用高尚的目的動機予以聖潔化，而甚少去關注這些手段的後果。
又如熱血公民成員鄭錦滿等人，在2014年佔領期間藐視法庭，違反「佔旺」禁制令，皆因他們同樣只在意行為的動機和願望，而忽略了過程中是否會破壞法治的精神。
一心推行良好制度就可不理後果？
平心而論，「佔中三子」提倡和平抗爭，並沒有向社會傳遞激進思想。近年年輕一代以暴力激烈抗爭，和他們並無直接關係。但三人鼓吹抗命，不強調違法的嚴重後果，卻無意間把公民抗命神化了，並淡化了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香港政治文化與社會運動在過去幾年急劇激進化，多名與「佔中」相關的年輕人近日被判入獄，「佔中三子」恐怕具不可推卸的責任。
無疑，學者作為知識份子群體中的代表人物，的確有一種長處，能比普通老百姓更能快捷兼準確地指出當前社會制度的弊端。但若學者因此受到「意圖倫理」支配，堅信自己有能力發明一種能克服一切社會制度缺陷的方案，一心要推行自己認定的所謂良好制度，而不管在過程中會給社會及民眾帶來什麼負面後果，那就是太過理想化了。
所以若要說「佔領中環」給本港社會最大的反思，或許就是從政者一定要小心自己的思維方式和言行舉止，放棄高調的理想主義，緊貼現實，否則很容易禍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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