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然﹕粵港澳大灣區﹕深化改革開放的鑰匙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這個名字在社會上日漸普及，相信已愈來愈多人知道，這是一個涉及廣東省9個城市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區的經濟融合概念。然而除了空間佈局，粵港澳大灣區的意義遠在這之上。

過去40年改革開放，通過制度變革釋放了人口紅利和天然資源，從而獲得巨大發展。然而，改革開放很成功，卻還未完成。未來的改革之路，隨着工資水準上漲和環境污染等，已不可能再通過上述兩種傳統增長模式達成，必須轉向為進一步和更深層次的制度紅利來實現。

試想，GDP（本地生產總值）在全國排行前列的廣東地區，經濟總量已超過不少包括澳洲等的發達國家水準。如果不從制度上深化改革，又如何可以達至改善人民美好生活和進一步發展增長呢？粵港澳大灣區的出現便正是下一階段深化改革開放的一把鑰匙：在大灣區吸收香港制度，優化廣東體制而後輻射全國，以香港經驗推動全國進一步的制度改革。

擇優原則下的大灣區統一制度

事實上如果沒法達到擇優原則下的制度統一，粵港澳大灣區也就沒法取得成功。

粵港澳大灣區跟世界上其他灣區比較起來，多了「一國兩制三區」的特點。其中核心問題便是如何融合香港、廣東和澳門三地制度，建立一套屬於大灣區的統一制度：必須在區內構建起（1）專業服務和（2）跟社會民生相關這兩大方向的統一制度，大灣區才能獲得成功。

就以醫療服務為例，其中對藥物的使用，香港和內地有不同制度，香港的藥單標準比內地要先進很多。如果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健康養老、醫療服務等能容許使用香港藥物，這便能直接提升這些方面的服務水準。其實這種擇優制度的嘗試，在建設港珠澳大橋當中便已實現。

香港、澳門和內地有不同橋樑建設標準，就以橋樑壽命來說，香港要求的橋樑壽命是120年，而內地和澳門的分別是100年和沒有特定限期。在擇優原則下，自然就選擇了香港標準作為整體標準，這也是為什麼說港珠澳大橋是代表着全球最高的橋樑建設標準。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這一切，不能沒有當中的靈魂——市民生活之融合。這當中最核心的要素，一方面是人們的自由流動，這需要方便的基礎設施提供自由往還的可能，例如高鐵和「一地兩檢」通關以及市民流動的意願。而要促進人們流動的意願，就必須構建起制度上的融合。

可以說今日的粵港澳大灣區，就是40年前的深圳。香港即將更深層次地影響大灣區的制度發展。香港的制度經驗始終是國家改革開放的重要參考，為國家在對外開放中發揮重要功能和作用。

 

作者是華潤集團粵港澳大灣區專項工作組秘書長

文章轉載自《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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