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觀察/徒具形式的日本新元號「起源之爭」有何益處?

2019-04-04
胡煒權
日本國立一橋大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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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按慣例由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於四月一日宣布新天皇.德仁即位後使用的元號(不是華語媒體亂用「年號」,後述)為「令和」。但與此同時,新元號公布後,真正挑選是次元號的「幕後黑手」首相安倍晉三破天荒地在公布當天立即發表講話,解釋這次日本政府首次高調地選用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萬葉集》作為新元號的出處根據,以及當中的含義。

這個舉動都大大地超越常規,更加突顯了安倍本人在選出新元號裡的參與程度之高,彷彿好像全由他來主導整個選遴擇新元號的決策一樣(註:本文完稿時,剛有日本報章踢爆今次遴選有幾個環節不按過往的做法,相關問題將另外撰文討論。)

另外,有關這次以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萬葉集》作為根據,使華文媒體都將焦點都放在《萬葉集》與古代中國文學的關係,從而強調「還是跟中國有關」的結論。

接下來,本文想討論的,不是以上的問題,而是從最基本的問題出發,談論一下兩個新元號引發的討論。

一、不是年號,是元號!

首先,綜觀華文媒體的相關報導,幾乎一律將日本的「元號」稱為「年號」。其實嚴格而言,兩者在日本的體制上是有些不同的。

在過往的中國、朝鮮、越南和日本,每逢新王朝初代君主登基,便會改變前一任君主在位時使用的年號,又或者在位的君主因故改動自己一直使用的年號。前者的是「建元」,後者則稱為「改元」(註:朝鮮王國自從奉中國王朝正朔後,便使用中國年號),即一般所謂的「改年號」。

在日本民間,「年號」和「元號」混用仍然普遍,但是,由於在明治時代公布了著名的「一世一元之詔」,即一任天皇終身只用一個年號,風雨無阻。換句話說,元號只會發生在天皇更替時,不存在在位途中更換的可能。因此,日本將「建元」與「改元」的概念統一,以及為了強調「一世一元」的意涵,在官方文件及法制上統稱為「元號」。

二、新元號引發的文化爭議

關於「令和」出自《萬葉集》,不按傳統直接使用中國經籍為根據,引起了兩岸三地的人們熱議,甚至惹來「去中國化」的唇槍舌劍。筆者無意為此作評。

作為日本史學者,筆者認為這些爭論裡忘記了兩個基本重點。第一,即使是日本的保守派也不曾打算否定元號制來自中國古代王朝,以及引用中國經典為根據的歷史事實,兩岸三地部分為日本政府的決定護航的人士,其實更加不現實。

包括日本保守派人士在內的人士和部分學者一直是認為,元號制的確來自古代中國,但是日本在歷史上既未曾跟朝鮮王國一樣,奉中國正朔,同時選用元號的方式也自成一派,說到底也可以說是一種「和學為體,中學為用」的產物,而且一直延綿至今,值得國人驕傲和全力捍衛。按照這個邏輯,硬要說因為用了中國經典,所以難去中國化云云,既不客觀理性,也忽略了歷史事實。

第二,今次使用的《萬葉集》也是大量引用中國經典,因此,有人認為這只是不直接引用,但仍然是屬於間接使用,難去中國化。筆者認為真正主導的首相安倍晉三,以及提供建議的學者專家當然深明這道理,所以根本不曾想過什麽「去中國化」。因為他們真正想的,就如安倍本人宣稱的,就是強調《萬葉集》是一部將古代中國文化(以及朝鮮文化)等國內外元素初次集腋成裘的集大成作品,是體現國學和顯示日本文化形成過程的代表作。而古代導入的中國文化,典章早已在成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對日本人來說,這些跟現在中國是完全無回事。

因此,先姑勿論安倍等人還有什麼其他的政治意圖,以上可見,中文世界將討論矮化成「去中國化」與否的焦點上,是沒有實際的討論意義的。硬要爭吵起源,搶佔「有利可圖」的位置抽水,只顯得評論之人對日本的文化、歷史和思想不求甚解而已,無助加深互相的了解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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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批評記者們不仁容易,記者之所以如此吹毛求疵,明知故犯,也是因為日本的報章雜誌要爭取讀者的點擊和購買,滿足他們的「求知欲」、道德觀和正義感。

    胡煒權  2019-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