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順傑:媒體與惡的距離

2019-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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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底來台履新前,有位前輩曾建議,由於台灣媒體環境過於嘈雜,我沒必要每天都把四大報看完,而是從中挑一份相對客觀和中立的來讀就好。如此一來,我就不會在爆棚的信息量中迷失錯亂,解讀新聞時也更容易專註些。10多年前派駐過台北的前輩說:「我當時只看《中國時報》,不知現在情況有沒有變?」

變化可大呢!戒嚴時期,在黨國威權政府對言論全面管控以及報禁雷厲風行的背景下,信仰自由主義的《中國時報》在創辦人余紀忠「自由、民主、愛國家;開明、理性、求進步」的創報理念下,曾撰文直指國民政府的《出版法》危及新聞自由,甚至不惜與國民黨政府決裂,在頭版刊出民進黨創黨新聞,成為當時唯一刊載相關消息的平面媒體,令國民黨當局極為不悅。

但隨着期盼兩岸統一的旺旺集團董事長蔡衍明於2008年斥資204億元(新台幣,下同,約9億新元),入主包含中時、《工商時報》《時報周刊》及中天和中國電視等媒體,成為旺旺中時媒體集團後,情況開始質變。在批評者眼中,「染紅」的中時已淪為中共的「傳聲筒」,甚至一度被嘲諷為台灣版的《人民日報》。

就如當年的自由派作風惹惱國民黨一樣,旺中如今明顯傾中的報道立場,也使得竭力阻止北京影響力滲透的民進黨政府氣得跳腳。上周,在民進黨官員和立委的連番疲勞轟炸下,常被指打假新聞不力的台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終於「硬起來」,以未落實新聞內控及自律機制,以及違反公序良俗與事實查證等事由,對大量報道高雄市長韓國瑜的中天新聞祭出多項重罰,包括開罰100萬元。這也是台灣當局針對單一傳媒機構作出最多項處分的一次。

先不論本屬獨立機關的NCC此次是否淪為民進黨打手鉗制新聞自由,由中天被罰一事所體現出的台灣媒體病況更亟需關注。解嚴之後幾年,台灣新聞媒體曾經歷過能量全面釋放、組織蓬勃發展的輝煌時期,但歷經幾十年的演化與發展後,那遠觀看似五花八門、百無禁忌的媒體生態,近看卻是一片社會撕裂、價值失焦以及只有立場不問是非的亂象叢生。

台灣中央社前董事長陳國祥2016年在《媒體,寶物或怪獸?》一書中曾指出,雖然台灣已走過威權時代,新聞媒體不再是姓「官」或姓「黨」,但偏偏出現不少「鼓動型」媒體與評論者。他們依循其政治立場,選擇、製作與傳播新聞時將客觀、平衡、公正視為草芥,報什麼新聞、如何報道,都懷着強烈的意圖和傾向,目的就是為了鼓動受眾認同與支持其政治目標,同時形塑人民的認知圖像。

以中天為例,即便面對「韓天宗教台」「中夭新聞」等冷嘲熱諷,甚至有台灣高校生髮起罷看行動,中天始終不退卻,每天依舊力拱韓國瑜選總統,帶風向與製造輿論的意圖昭然。但中天辯稱,該台是站在「鼓勵與監督角度」報道韓國瑜,而其居高不下的收視率正反映得到多數台灣人的支持。力挺中天的觀眾也打抱不平,表示「台灣的民主不是民進黨做主」,更有者不服氣地指出,相似的內容比比皆是,「為什麼其他電視台不罰,只罰中天?」

誠然,未遵守「中立、客觀」等新聞直播與倫理規範的新聞媒體可不只中天一家,長期為人詬病的親綠媒體如三立、民視和《自由時報》都「榜上有名」,過去因搶快、不求證的離譜報道也層出不窮。但媒體競爭本就不該進入「比爛」的惡性循環,否則只會陷入無能反省,又迴避問題不思解決方案的狀態。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雲漢曾說道,當專業水準與職業倫理全面退位,有良知的資深新聞工作者將被迫轉業,勉強留下的只得隨波逐流,新進人員只能有樣學樣,新聞行業的整體素質必然下降。而在質素崩壞的情況下,新聞媒體也只能棄守民主的守望者、社會的溝通者的職分,與政治精英進行利益交換來鞏固受眾地盤,最後淪為政黨的影舞者和社會的撕裂者。

明天(7日)正好是台灣的「言論自由日」,以紀念黨外政論雜誌《自由時代周刊》創辦人鄭南榕當年為追求言論自由而奉獻犧牲的精神。在這意義那麼深重的日子,或許不失為新聞媒體自省的起始。

 

文章轉載自《聯合早報》。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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