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偉：中美脫鉤：是否可行？是否可取？
2018年到2019年期間，有很多關於美國和中國相互「脫鈎」的可能性甚至可取性的評論。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前顧問史蒂夫·班農和現經濟顧問彼得·納瓦羅是這一想法的始作俑者，並不遺餘力地加以遊說。然而，副總統邁克·彭斯2019年10月24日在伍德羅·威爾遜中心發表演講時，直截了當地否認脫鈎是美國的政策。他聲稱：「人們有時候問，特朗普政策是不是在尋求與中國脫鈎？答案是絕無此事！」所以，即使是特朗普政府內部，在這個問題上也存在着矛盾的觀點和聲音。
這件事有幾個事實。第一，脫鈎已取得進展，並且仍在進行當中。第二，脫鈎可能遠不止商業和技術領域。第三，脫鈎的程度在不同問題領域有很大區別（這一靈活定義包括中美關係的各個方面，而不僅限於商業領域）。第四，通過限制信息流動和在華外國實體的存在，中國已經採取實質性脫鈎行動。第五，一定程度的脫鈎有利於美國保護國家安全和比較優勢。最後，中美關係在許多方面不可能也不應當脫鈎，因為這會兩敗俱傷。我謹就各個方面作個簡述。
研發、商業和技術領域長期以來一直存在合作障礙（主要在中國方面），這嚴重限制了外國實體的進入。雙方都封鎖與國防有關的研發，出於國家安全這是合法的，但是，許多民用（所謂兩用）技術具有潛在的軍事用途，而這些很難被限制。習近平主席的「軍民融合方案」就是當下的例子。事實上，「中國製造2025」和習近平呼籲工業與技術上「自力更生」也是例子。防火牆和中國嚴格的審查制度同樣是與信息世界脫鈎的一種形式。所以說，中國已經在利用這些政策和其他政策實行脫鈎。
與此同時，在中國經營生產設施多年的美國和外國企業開始將生產設施轉移到其他地方，如東南亞、南亞、拉丁美洲，或者返回本國。已建成的供應鏈為此受到了影響，並被重新調整。不應過分誇大這種所謂「中國+」企業戰略的趨勢，但是部分脫鈎確實正在發生。共同研發的障礙也明顯加大，尤其是美國方面。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審查越來越嚴，這類投資受到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和《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FIRRMA）的限制，這一趨勢估計還會延續下去。
但是，應該從更廣的角度來看中美脫鈎，而不只是商業和技術領域。外交關係正常化以來的40年里，中美兩國在其他很多領域進行了合作，包括戰略、外交、軍事、文化、教育、旅遊等等。接觸的全部意義在於使兩國社會和政府緊密聯繫在一起，這是卡特和里根政府最初建立對華關係的基本設想。在政府層面，其想法是改變雙方政府部門消極對抗的「冷戰」使命，用夥伴關係和積極合作的使命取而代之。在社會層面，大家都認為人民之間的交流越多越好。
這種「接觸」戰略本應培養出「合作的習慣」，很大程度上它也確實有效。可是漸漸地，在過去10年到15年時間裏，無論政府層面還是社會層面，雙方相互之間的來往都在收縮。除了仍有大量中國學生在美國留學（大學36萬人，中學約8萬人），中國旅遊業、其他的一些文化交流和雙邊互動都已基本上脫鈎。看看以下的例子：
在地緣戰略領域，曾經，兩國高級別國家安全顧問和政府機構會定期舉行廣泛磋商，以確定雙方在全球哪些領域擁有共同的目標，如今這種磋商已不復存在。兩軍之間的交流同樣減少到每年不足20次，而且甚是敷衍。彙集兩國政府數十個部委和機構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亦不為特朗普政府所容。許多經常進行人員和信息交流的政府機構，如今已經停止交流。到今天，保留下來的只有少數幾個政府間對話，與三年前的近百個對話不可同日而語。非政府組織的所謂「第二軌道」對話，其數量和實質內容也大不如前。所以說，官方和非官方交流都出現明顯的官場式脫鈎。
由於美國確實擔心中國在美國的「影響力行動」和間諜活動，同時中國因為擔心政治顛覆而明顯加強了限制，因此學術交流也受到了影響，並在相當程度上脫鈎。在科學領域外，共同的學術研究一向很難開展，現在幾乎更不可能了。而且，與此相關的，兩國政府越來越限制向學者和非政府組織發放簽證。這是一場兩敗俱傷的「逐底競爭」。兩國知識界已經因此出現部分脫鈎。
文化交流也消失了。中國政府對美國在華公共外交和文化項目的限制越來越多，同樣，美國也對孔子學院、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和在美國的中國媒體產生懷疑。就連中國赴美遊客數量也徘徊在330萬人次，並且開始下降。
如此，在所有這些領域，我們都看到了部分脫鈎的發生。有些領域率先脫鈎並且程度可觀，其他領域程度較輕，或只是存在脫鈎的可能性。它意味着，這類交流與合作在中美關係中的壓艙石作用——在戰略緊張時期尤為重要——已經嚴重下降，不再為中美關係提供支撐。這只會令兩國關係惡化，因為只要這些交流還在，從某種程度上說，它們就有助於遏制新的冷戰。
雖然一定程度的脫鈎是自然而然的，在商業、國家安全和技術領域都可以預料得到，但是雙方必須採取真正而緊迫的行動，讓政府和社會兩個層面「再掛鈎」，而不是「脫鈎」。而要做到這一點，對話必須具有實質性，而不是走形式，否則只會使雙方的疏離加劇。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替代對話。
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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