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力:從東南亞看中日影響力

2020-04-20
陳永力
新加坡留日大學畢業生協會前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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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狀病毒疫情當前,全球亂了陣腳。各國的應對優劣各異,中國雖重災在前,卻也率先走過上半場。歐美等國眼前正被冠病整得死去活來。亞細安各國也惶惶面對充滿荊棘的前路。

疫情雖毒,終有過去的一天,屆時將是全球迎來在政治、經濟、社會、民生等方方面面大洗牌的局面。滿目瘡痍的經濟如何起死回生,將是一大課題。

經濟上作為亞洲老大與老二的中國與日本,在疫情暴發之前的多年以來,就已經把具高度發展潛能的亞細安視為重要夥伴。如果眼前的疫情是中日(也包括全球)的共同敵人,則亞細安是中日的共同朋友。對於亞細安來說,與中日維持良好穩定的關係,也符合其發展需求。

二戰以來,中國與日本分別與亞細安在政經方面一路走來的關係,差別是不小的。

先從日本談起。不得不提起1972年影響世界格局的大事件:美國總統尼遜訪問中國。當年為了拉攏中國對抗蘇聯,而毅然把政經體系和意識形態的差異放開,決定與中國修好。這有點像三國時代諸葛亮的「東聯孫吳,北抗曹魏」的意味。日本作為美國的盟友,也追隨其做法,首相田中角榮也在同年訪問了中國,並取得了其外交上的一大亮點。

然而,當日本想在外交上乘勝追擊,田中首相於1974年歷訪亞細安五國(當時的亞細安只有五個成員國: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與印度尼西亞)時,情況卻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到處碰到的是反日事件。在雅加達,反日示威甚至迫使當局不得不出動直升機,將田中首相從總統府內解救出來。

這一輪訪問令日本大吃一驚,深加反省後,認為是二戰後日本對東南亞在戰爭賠償名義下的「丟錢政策」失效了,其一是日本雖然把國內的工業轉向東南亞,但不少是污染環境的工業,是趁機輸出污染;其二是來自日本的金錢資助,經手不幹凈的獨裁政客,最終沒有惠及一般民眾。這些民怨又發酵自戰爭的舊恨。因此總結而論,當時的日本對東南亞從戰後算起的第一段30多年的外交是失敗的。

痛定思痛,日本反省的結果,可以總結於1977年首相福田赳夫於馬尼拉所發表的「福田宣言」。簡要而言,其一是日本誓言不再做軍事大國,而是與亞細安各國維持平等、對等的關係。其二是除了政經,誠心地加強文化與民間的交流。如此對症下藥,一改既往,並戰戰兢兢,低調謙虛地經過了40多年的經營,帶去亞細安的具正面附加價值的投資設廠,培訓當地的人才,加上日本產品的優異性能,以及在軟文化上的強項頗能得人心,才改變了先前的不利局面。

亞細安也在逐漸接受、積極配合之下取得發展成果。同時,亞細安在增加至現今的十國的情況下,與日本建立起穩固互信的夥伴關係,故而日本與東南亞至今40多年的第二段外交可說是成功的。

至於中國,相較於日本,對亞細安的關係發展起步較晚,原因在於戰後初期國內面對建國的種種難題,直至1970年代的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一日千里,一躍成為亞洲老大,世界老二。借其發展的勢頭,也雄心勃勃地着眼於顯示泱泱大國的風範。從改革開放初期的「韜光養晦」,到近期的「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充分顯示中國領導高層一脈相承,極度精明。

頂層設計是一回事,通過各層次的執行,要落實並不那麼簡單,尤其是當它傾向於通過經濟實力這一硬件加以推動,而缺少人文等軟實力附和的情況下的冒進。對於中國的經濟資助,亞細安表面是歡迎的,內部卻產生反彈的情況時有所聞;也有「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基建項目碰上瓶頸的事件發生。

根據2019年6月美國經濟研究公司惠譽解決方案(Fitch Solutions)的調查,日本在東南亞承包的基礎建設工程遠遠超越中國,是中國承包工程價值的1.5倍。這顯示了日本在東南亞的低調謙虛,硬(件)軟(件)兼具的手法,深具「國際情商」;中國是可以借鑒的。

當年日本發動的對中國與東南亞的二戰,罪魁禍首是其「軍國主義」思想。如今的中國,恰恰要避免的,就是被看成「金國主義」作風。

當然,中國的國際外交手腕是日趨成熟,也懂得及時調整。我們從外部觀察中國,除了經濟實力,中國在科技、社交媒體、軍事等這一切的高速發展與改進,都不是靜止的,必須以動態觀之。換句話說,它應該是越來越好才對。

再者,眼前的冠病疫情,折射出中國體制下的驚人動員能力,以及它對不少面對疫情困局而求救的國家所施予的慷慨相助,在在道出它追求更大格局、更高層次的決心。

中日之間,應當求同存異,取長補短,共同與作為第三方的東南亞加強合作,落實2018年5月中國總理李克強事隔七年訪日的破冰之旅,以及同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回訪北京時,雙方簽署的日中第三國合作協約項目之中,在「一帶一路」的框架下,強化與東南亞掛鉤的項目。如此一來,這個合作,不是雙贏,而是「三贏」了。

總而言之,疫情過後的嶄新局面,對中國來說將會是加分的。東南亞也期待中國以更柔軟的身段,一方面吸取日本的長處與經驗,共同為開發東南亞的許多發展潛能而真誠合作;另一方面也對東南亞展現更大的誠意,成為「得道者多助」的典範。

 

作者是新加坡留日大學畢業生協會前會長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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