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拿什麼來拯救中國經濟?

2020-04-27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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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狀病毒疫情在世界各國擴散,沒有人知道對各國經濟打擊到底會有多大,但越來越多經驗證據指向這次疫情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甚至遠超1930年代的大蕭條。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只是局部的金融和經濟領域危機,但這次危機是全方位的,是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治理危機和國際秩序危機的「綜合症」。如果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導致各國危機加深,社會大恐慌,更會導致戰爭風險的劇增。在歷史上,瘟疫和戰爭一直是一對孿生兄弟。

正因為這樣,各國尤其是西方諸國都出台了龐大的經濟救助計劃。總體說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救助計劃表現出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實際上,越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和英國,救助計劃越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德法等歐洲大陸國家本來社會主義成分就已經很高了。

美國最為典型。「如果美國經濟崩潰,誰來負責?」這是前段時間美國舉國討論的問題。為了防止美國經濟與各級企業、勞工與一般家庭,不至於在冠病的威脅下,陷入大規模破產的絕境,美國國會、聯邦財政部與白宮,全速推動《防疫期間刺激經濟方案》。隨着疫情的高速飆升,振興預算也從原本的8000億美元,一路膨脹成2萬億美元的天價規模。

儘管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就這個救助計劃有黨派爭論,但這是一次非常有效的爭論。民主黨對於共和黨預算的質疑主要在於「黑箱作業」和「漁利財團」。在2008年金融海嘯中,美國政府出台的救助計劃,結果是「財團負債全民買單」,大企業的大股東與領導層荷包滿滿全身而退,受創最深但獲得支援最少的基層民眾,卻反而得承擔政府財務緊縮的長期後果。

因此為了避免「救富不救窮」的狀況出現,民主黨強硬要求在法案中追加限制條文,包括申請紓困的大企業不得回購股權、必須嚴格限制高管薪酬,設下紓困預算的審查門檻,以透明化財政部所釋出的紓困金流向,避免「黑箱紓困」再次引爆國民對於政府的不信任與怨懟。救助方案最終在國會通過。曾經譴責美國在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的特朗普簽署了這項法案,其中包括向除最富裕的美國成年人外的所有人提供1200美元的支票。

中國需要什麼拯救方案

中國的情況又如何呢?疫情對中國經濟的打擊毋庸置疑。封村、封小區、封城、封省、斷航,這些都會對經濟產生巨大的負面作用,但中國領導層把老百姓的生命置於第一位,斷然作出封城、斷航的決策。

類似美國那樣的「人命重要」還是「經濟重要」的爭議並沒有、也不會出現在中國。封城這樣的被西方視為是「極端」的舉措,不僅在武漢(湖北)採用,而且也延伸到中國的其他省份。儘管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但整個國家第一季度的經濟基本上也消失了。

原來人們以為疫情被控制之後,各地會儘快復工復產,經濟會有一個強烈的反彈,但現在看來,情況並不樂觀。很多疫情因素繼續深刻地影響着經濟活動。

第一,疫情被控制下來了,但這並不意味着疫情消失了。現在人們擔憂的是第二波疫情會不會發生。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在全球轉了三圈才被控制下來。在能夠發明和生產疫苗之前,這種不確定性一直會遊盪在社會之中。

第二,疫情控制下來了,但人們的心理恢復則需要很長一段時間,要馬上進入正常的工作狀態似乎並不現實。

第三,即使國內可以復工了,但來自歐美的需求則大大下降,甚至停止了。作為製造業基地的中國,尤其在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很多企業都是組裝或者加工企業,沒來來自歐美的訂單,企業也難以復工復產。很多企業要不倒閉,要不無限期延期放假。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之時,儘管中國本身並沒有危機,但中國政府果斷地推出了一個4萬億元人民幣的拯救方案,對預防危機延伸到中國起到了有效的防禦作用。

這次危機如此深刻,中國政府是否需要更大、更有效的經濟拯救方案?至少到現在為止,中國政府沒有出台這樣的方案。這或許是因為歷史的教訓所致。上次4萬億元人民幣的拯救方案,儘管阻止經濟危機延伸到中國,但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效果,即內部產業結構的惡化。4萬億進入國有企業,沒有進入民營部門,結果導致了「國進民退」的局面。國有企業本來就強大,現在更加強大了。

再者,很多國有企業開始大舉進入房地產領域,和民營部門一起把中國的房地產推到了歷史最高峰,中國的房價從此就降不下來了。這些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消化掉。這次政府變得「保守」或者審慎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問題可能並非那麼簡單。中國政府拯救經濟的決心可能比任何政府更強大,同時作為第二大經濟體,今天的中國也更具有能力來拯救經濟。問題在於中國不缺錢,缺的是思想,即如何用錢。

無論從政府還是主流學者對經濟政策的討論,中國所採取的路徑恰恰和西方相反,即作為資本主義國家的西方行的是社會主義路線;而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反而行的是市場路線。在中國的拯救經濟方案中,人們幾乎看不到社會主義的成分,資本的分量(或者說市場的分量)卻得到張揚。

這可能和1980年代以來久盛不衰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有關。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早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功不可沒,但也正因為變得根深蒂固,影響着人們的思考和決策行為。在中國,最明顯的就是GDP主義,即經濟本身變成了獨立的單元,一切經濟活動的意義在於GDP。GDP主義直接地表現在今天的經濟政策爭論中,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要不要直接給老百姓發錢?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直接給老百姓發錢了,中國為什麼不可以呢?至少中國還是社會主義制度呢,發錢的聲音也有,但非常小聲,人們聽不到。主流經濟學家不主張發錢,但主張發消費券。因為主流考慮的是GDP,是要通過消費券來刺激消費,激活交易,產生GDP。

錢和消費券的區別在於,錢沒有使用的截止期,而消費券則有。消費券必須限時消費掉,否則會過期,而錢不一樣,老百姓得到了錢之後可以不消費而存入銀行。因為恐懼於老百姓不消費,轉化不了GDP,因此主張發消費券。

這便是資本的邏輯,不是社會的邏輯。很多人都承認,今天或許更長時間裡的經濟不再是GDP經濟,而是活着經濟或者生存經濟。考慮到中國社會大部分還是窮人,而這次受疫情影響最重的也是社會底層,直接發錢的理由就更充分了。在中國的輿論市場上那些叫得很響亮的企業,其實還是有能力活着的,那些沒有能力活下去的企業、家庭和個人,連發聲的機會和能力都沒有了。

發錢不見得能夠馬上產生GDP,但可以對社會穩定起到正面作用。社會底層老百姓有點錢放在家裡,就不會擔心明天會不會有飯吃,省吃儉用,就有助於產生穩定感。如果社會底層的40%穩定了,總體社會就不會有問題。只要社會是穩定的,發展只是快慢而已。但如果發消費券,或許能夠產生GDP,但更有可能因為強制消費造成社會恐慌。發消費券而不發錢,要不就是對中國社會底層不了解,要不就是GDP主義在作崇。

第二,生產要素流動自由能否促進GDP增長?

生產要素流動自由促進經濟增長,這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沒有人會懷疑。但這裡仍然有幾個重要的問題須要回答。首先,要素流動從長遠來看,促進經濟增長沒有問題,但還是「遠水救不了近火」。社會需要拯救,要素流動拯救不了社會。其次,更重要的是什麼樣的要素流動?人們對此沒有很大的信心,因為從前幾次危機都是通過犧牲社會來拯救經濟的。

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通過教育的產業化來促進GDP的增長的;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則導致了房地產成為暴富產業。教育和房地產,加上之前的醫療領域的產業化,導致了今天中國社會的局面。嚴格說來,這些都是社會領域,並非經濟領域,須要國家的大力投入。但在中國,不僅沒有國家的大力投入,反而產業化了,因此社會沒有了制度基礎,社會穩定也就沒有了基礎。

如果要通過要素流動來促進經濟增長,這次會犧牲掉哪個社會部門呢?人們想到的是農村的土地。對數億農民來說,土地就是他們的基本保障。農村的土地一直以來也是各方(尤其是資本和地方政府)緊盯着的潛在財富。這些年,人們討論宅基地的流轉問題,這主要是為了平衡農村和城市的發展平衡問題。農村很長時間以來,只有流出,沒有流入。

農民一富裕就到城市裡面購置房屋,送小孩到城市就學。廣大的農村只有政府的有限投入,可持續發展成為了大問題。並且,很多農民進城之後,宅基地拋荒,沒人管理。在這樣的情況下,容許城市居民到農村蓋房、居住,並在此基礎之上引入必要的服務業,也是平衡城鄉發展的一個有效途徑。不過,這次所討論的要素,卻不是這樣的概念了,而是大規模的土地流動,並且要把原先中央政府掌握的土地權下放給省級政府。

歷史地看,這一個政策的結果是可預測的。地方官員感興趣的只是土地所能產出的GDP,而非土地上的人口。農民一旦失去土地,或者國家一旦大量失去耕地,就會造成不可收拾的結局。近年來,戶口制度已經鬆動,但對進了城的農民來說,戶口僅僅是一張紙,毫無意義。

城市戶口的核心問題就是社會制度,但這方面沒有人關心。土地制度激進變化的結果,便是底層問題很快就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而在沒有足夠社會保障的城市,這類基層問題所能產生的政治能量,不知道要比農村強多少倍。

第三,新基建能夠救經濟嗎?

「新基建」最近急速流行起來。如果老基建投資在高鐵、港口、航空港、高速公路等項目上,新基建就是投資在技術上如5G,尤其是人們稱之為A(AI,人工智能)、B(block chain,區塊鏈)、C(computing cloud,雲計算)和D(big data,大數據)上。據報道,中央政府未來幾年有3.5萬億人民幣,13個省市有34萬億人民幣的資金要投入到新基建。

這些技術對未來經濟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第一,這些方面的投入能夠支撐得起第二大經濟體量的增長嗎?一些觀察家已經提出,新基建不可能達到GDP主義者所預設的目標,他們因此主張老基建復蘇、新基建加力。也應當指出的是,除了少數地方,老基建已經充分甚至過度了。第二,如果過度強調新基建的作用,就會導致技術烏托邦主義。

哪一個國家不想技術進步?但技術進步可求不可得,沒有人會知道新技術什麼時候才會出現。有時候,巨量的投入也不見得會導致技術創新。第三,正因為技術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只能從長期的角度來考量,不能誇大其對拯救因為疫情而造成的經濟危機的作用。

實際上,中國經濟發展到了這個階段,客觀上已經要求人們超越舊的GDP主義,而須要一種新的思維和思路。這個新思維可以被稱之為「軟基建」,意在通過社會制度建設來提供各種公共服務,保衛社會,在底層脫貧的基礎上,做大做強中產階層,再在此基礎之上追求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如果把「新基建」的內容置於「軟基建」的構架中,其對經濟和社會的意義就更清楚了。

經濟屬於社會,社會被破壞掉了,最高速的經濟增長也會變得毫無意義。GDP主義主導下的經濟發展,經常本末倒置,破壞了社會,不僅增張不可持續,更會釀成巨大的社會危機。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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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更宏觀的視角觀察,中國40年的成就建立在改革開放的基礎上,也只能通過持續的改革開放來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鄭永年  2020-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