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冠病疫情與制度之爭的謬誤

2020-05-11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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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狀病毒疾病在全球的擴散,和各國政府抗疫成績的巨大差異,引發了新一波中西制度之爭。

先是西方媒體批評和指責中國的制度,認為是中國的「專制」制度,造成了地方政府對病毒信息的隱瞞,才導致後來的大規模擴散;很多西方媒體也認為冠狀病毒是中共的「切爾諾貝利事件」,最終會導致中共的垮台。等到中國成功有效地控制住病毒的擴散,嚴防病毒再次回來,同時不僅恢復經濟,而且向世界各國提供醫療救助物品,輪到中國媒體批評和指責西方體制。

令人驚奇的是,和西方媒體一樣,中國媒體也強調體制的作用,認為西方政府抗疫不力是因為西方的民主體制;而中國政府成功抗疫則是因為中國的「舉國體制」之故。

西方媒體和政治人物把中西方體制的不同,簡化成為「民主」和「專制」之分;中國媒體也基本上接受了這個區分,即西方「民主」和中國的「舉國體制」。

多年來,在解釋民主和專制應對災難的不同方法時,相信西方民主優越的人,往往引用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的名言:「人類歷史上,沒有哪一場飢荒是發生在正常運轉的民主國家的。」森認為,因為民主政府必須面對選民,他們有防止災難發生的強烈意願。森就是以此來解釋毛澤東時代的大飢荒,認為在民主制度下不會發生這樣的大飢荒。如果當時中國有信息的自由流通,大飢荒不至於發展到人們後來所看到的程度。

應當指出的是,森所提出的只是一個假設。中國的大飢荒有其更為深刻的背景,並非僅僅是「缺失言論自由」那麼簡單,信息不流通只是導致大飢荒的一個面向。而且如果把森的假設延伸到歷史上的瘟疫事件,則更難以令人信服。1918年開始的西班牙流感,在西方各民主國家之間大肆流傳,應當如何解釋呢?西方交戰國為了在軍事上佔據優勢,進行嚴格的信息管制,隱瞞流感信息,導致流感在地球上轉了三圈。

這次冠狀病毒從武漢暴發,由於人們對新病毒沒有任何認識,地方政府措手不及。但一旦認識到病毒的嚴重性,中國整個國家動員起來。武漢(湖北)的封城(封省)為其他國家提供了極其寶貴的時間。西方國家本來有足夠的時間準備應對舉措,但白白浪費掉。這很難用西方一再堅持的「中國隱瞞信息」來解釋;相反,民主的懶散、政治人物的傲慢、基於種族主義之上的愚昧(認為病毒只有對亞洲人有效)等都發揮了作用。

在病毒擴散的過程中,西方也沒有堅持「言論自由」原則。美國海軍「羅斯福號」航母艦長克羅澤,因為公開航母上軍人感染病毒而被解職。這使人想起了1918年民主國家的行為。尤其讓人不能接受的是,在世界衛生組織宣布緊急狀態之後,西方很多國家依然不作為。

正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撰文指出,美國如此糟糕的抗疫行為,並不能夠用西方的「民主制度」概念來解釋;中國政府有效的抗疫行動,也不能夠用西方所說的「專制」,或者中國本身所說的「舉國體制」來解釋。把各國政治制度簡單地二分為「民主」與「專制/舉國體制」,就必然走向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導致雙重標準,看不到事物的真相。

意識形態化的解釋所得出的結論,更是經常令人啼笑皆非。例如中國採取封城手段、限制老百姓的出行,在西方眼中就是違背人權;而西方這樣做則是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西方老百姓不遵從政府的規定自由出行,是西方民眾捍衛民主自由的價值。

西方批評中國抗疫模式原因

這種意識形態化也表現於西方對亞洲社會抗疫方式的理解。很多西方媒體羨慕亞洲社會的抗疫方式。令人驚訝的是,西方媒體一如既往地批評中國,但對韓國、新加坡和台灣的方法進行褒揚。如果了解中國和其他東亞社會抗疫模式,就不難發現這些社會之間其實有很多的共同點。

這些社會大多採用侵入式電子監控跟蹤、限制人民的出行、積極組織檢測和實施嚴格隔離等手段,只不過在西方看來,這些手段如果用在中國,是中國制度「專制性」的表現,用到其他社會則是治理「有效性」的表現。中國政府早些時候為了減輕對正規醫院的壓力而設立的方艙醫院,竟然也被西方媒體視為是「集中營」。不過,後來很多西方政府也學中國,設立方艙醫院。

一個國家的制度對政府抗疫肯定有影響,但並非如「民主」與「專制」論者所認為的那麼簡單。在這次抗疫過程中,制度和政府抗疫的關聯性表現在方方面面,包括中央(聯邦)政府的權力集中程度、政府規模、中央地方關係、地方政府的責任等。但所有這些制度因素,與其說與一個國家的基本制度相關,倒不如說與一個國家的治理制度相關。

就制度而言,有幾點是人們必須認識的。第一,每一個國家的制度都是根據其自身的文明、文化和國情發展而來,並且是向歷史開放的,在不同階段與時俱進,以應付變化。一個制度如果不能適應時代變化的需要,就會被無情地淘汰。因此,正如任何制度的消亡有其理由一樣,任何制度的存在也是有其理由的。

第二,制度本身的可變性和靈活性。沒有任何一個制度會像「民主論者」或「專制論者」那樣刻板地存在和運作。任何制度都有其民主的一面,也有其專制的一面。在應付危機的時候,集權的體制可以轉向分權,分權的體制可以轉向集權。西方批評中國體制的集權性,但為了抗疫,不僅發展中國家的民主,而且老牌英美民主,紛紛轉向政府集權。

歷史上,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也是民主的產物。危機來臨之時,比危機本身更危險的便是危機所引起的恐慌。西方所說的威權主義政體,有能力控制社會的恐慌。西方所說的民主政體,則因為重視個體價值而相對欠缺這種能力。在社會大恐慌的條件下,從民主轉向極權只是一牆之隔。

第三,制度操作者的主觀能動性。制度是由人來操作的,同樣一個制度由不同的人來操作,效果就很不相同。在民主國家,人們看不到森所說的現象,即「民主政府必須面對選民,他們有防止災難發生的強烈意願」;相反的現象卻發生了,即民主國家領導人往往利用危機來強化自己的權力,或者自己所代表的黨派的權力,而不是全力以赴地抗疫。

在匈牙利,民主政體自轉型以來總是顯出搖搖欲墜的樣子,從來就沒有鞏固過。現在冠病疫情使得人民賦權右派政府,總理歐爾班已經可以實施政令統治,可以逮捕批評他的記者。以色列總理內坦亞胡執政多年後面臨恥辱的終結,但冠病疫情讓他得到了喘息。他已經命令大多數法院關閉,推遲自己的腐敗審判。印度封鎖國家之後,總理莫迪的印度民族主義政府頒佈了法律,方便印度人在穆斯林占多數的查謨和克什米爾地區成為永久居民。

英國是老牌民主國家,但冠病疫情賦予政府部長可以拘捕人民和關閉邊境的權力。美國是自由民主的燈塔,但總統特朗普已經獲得戰爭期間才可擁有的諸多權力。

即使西方一向感到驕傲的「言論自由」,在民粹主義崛起的時代也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所謂的言論自由是基於事實之上的言論自由。但在民粹主義主導下,人們對任何事物都有了特定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一旦人們用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看問題,就沒有了事實,只有「後事實」和「後真相」。

如果說人們對應對病毒的方法有左右不同的看法,仍然可以理解,但如果人們對病毒本身是否存在、是否嚴重、是經濟重要還是生命重要等基本問題,都具有了政治性和意識形態性,這種言論自由的目的到底是為了什麼呢?在西方,極端右派和極端左派對這些基本問題的看法截然不同,不僅導致社會的混亂,更導致政府的抗疫不力。特朗普和一些政客的言論更使得普通美國人驚訝:民主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政治人物?

除了這些影響政府治理能力的制度因素外,影響西方政府抗疫能力的還有文化和社會因素。假定如森所說,民主政府更有意願去治理危機,這並不意味着政府也更有治理能力。影響政府治理能力的主要是政府和社會的關係、政府與經濟的關係。

東亞社會何以能執行抗疫政策

在東亞社會,政府能夠有效治理冠病疫情擴散,一個主要因素在於人民的配合。在東亞,人民在自由和生命之間作一選擇並不難,因為沒有生命,哪有自由。傳統文化中,東亞社會的人民也普遍信任政府。這兩者的結合,使得東亞社會的政府的防疫和抗疫政策能夠有效實施。

西方的情況則全然不同。在東亞,幾乎沒有人爭論要不要戴口罩,因為戴口罩既是自我保護,也表示對他人的尊重。只是在缺少口罩的情況下,一些政府才會考量什麼情況要戴口罩、什麼情況不須戴的問題。但在現代西方文化中,戴口罩意味着「得病」,戴口罩的人往往被人歧視。戴口罩這樣一件簡單的事情,西方各國爭論不休,疫情已經變得如此嚴峻,人們還在爭論戴口罩的事情。

東亞社會和西方社會的「封城」對個人行為的影響,更是不可同日而語。在東亞,人們普遍接受政府的指引,不管是自願還是非自願,很少有人去違背政策。但在西方,「封城」概念很少對個人行為產生影響,很多人還是照常生活,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

更為重要的是政府和經濟之間的關係。經濟能力是政府的核心能力。制度必須具有動員能力,但前提是有資源可以動員。在這方面,中國(和東亞社會)表現在經濟和社會的統一,在西方則表現為經濟和社會的脫節及錯位。中國政府抗疫之所以有效,不僅僅是因為「舉國體制」的動員能力,更在於今天中國的經濟能力。

中國獲益於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經濟資源。在過去數十年里,中國成為世界製造工廠,並且什麼都能生產。例如,中國的口罩生產量佔了世界的一半以上。儘管抗疫早期,中國也面臨醫療物資短缺的情況,但因為具有龐大的生產能力,很快就克服了這一困難。充足的醫療物資供應,無疑是中國抗疫成功的經濟基礎。

西方的情況就不一樣了。西方具有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體,最先進的醫療系統,公共衛生系統(尤其是歐洲國家的公共衛生制度)也是世界其他國家學習的榜樣,但為什麼這次抗疫能力如此低下?除了上述制度和社會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經濟和社會的分離。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已經全然把經濟和社會分離開來。資本逐利,把大部分生產轉移到其他國家,這使得在危機時刻,國家所需的供應嚴重不足。

例如,根據美國的統計,80%的醫療物質和90%以上的抗生素從中國進口。特朗普說美國具有最大的經濟和最先進的醫療,叫人民不要恐慌,但是在沒有足夠的口罩、防護服等醫療物資的情況下,老百姓能夠不恐慌嗎?在歐洲,意大利、塞爾維亞等國向德、法等國求救不得,不見得是德、法自私,而是因為醫療物資短缺,先要照顧自己的人民。德國更是截留了輸往其他國家的醫療物資。這些都是醫療物資產業鏈轉移到其他國家的結果。

以此看來,決定一個國家抗疫成敗的因素是多種的。制度很重要,但制度並非唯一的決定因素。這也說明,制度決定論會導向很多謬誤。在危機之際,把制度簡化成為一種類似「民主」和「專制」那樣的意識形態更是危險。

猶如宗教,意識形態在社會治理上扮演很重要、可以稱之為「軟力量」的作用。不過,在危機面前,意識形態不能成為體制的遮羞布,否則就是自欺欺人;相反,人們必須直面現實,超越意識形態對思想意識的束縛,敢於實踐,從自己的實踐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案,也向其他國家的最優實踐學習。實踐才是歷史開放和永遠不會終結的終極根源。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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