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面廣東:一面富可敵國,一面窮得離譜!

202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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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6億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有9億多人的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

前些天,當李克強總理提出這個話題的時候,很多人表示瞠目。

6億人?1000元?

也就是說,全國有接近一半的人口,他們每天的收入還不夠買兩斤豬肉。

這怎麼可能?!

說實話 ,當我聽到這句話,卻一點也不驚訝。

因為我知道還有很多人的收入不足1500元。

注意,1500元是年收入,不是月收入。

而這些人在哪呢?

就在中國經濟的最強省——廣東。

 

1

廣東的兩副面孔

有人說,廣東富得流油。

這話我沒法反駁。

畢竟自1989年起,廣東已連續30年穩坐各省GDP總量第一的寶座。

「萬年老二」的江蘇,一直喊着要超過廣東,但結果呢?

去年廣東依然第一,江蘇還是老二。

2019年,廣東的經濟總量超10萬億人民幣,與韓國、俄羅斯等國的經濟總量相當。

說廣東「富可敵國」,真不是吹的。

但作為一個在廣東待了20年的人,我卻高興不起來。

因為我很清楚,廣東富的是珠三角,富的是深廣佛莞惠珠,富的是馬化騰許家印楊惠妍;

而不是粵西粵東粵北,不是地里的農民、不是流水線上的工人、也不是寫字樓里的基層白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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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常常說,廣東有兩副面孔:

一面富可敵國,一面窮得離譜。

早在1988年,據說在一場全國的貧困地區經驗交流會上,廣東省的代表曾遭到其他省份的靈魂拷問:

「廣東的同志也來了,你們廣東這麼富,還來參加窮人的會議?」

22年後,我又聽到了一句「語驚四座」的話:

「全國最富的地方在廣東,最窮的地方也在廣東。

這是廣東之恥,是先富地區之恥。」

誰敢說這話?

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

而且這是2010年他在廣東河源調研時,當著記者的面說的。

這句話還引發了一波討論。

因為大家都知道廣東的富,卻很難相信它的窮。

但對於這句話,我也沒有多意外。

幾年前為了見一位故友,我從深圳開車到湛江,不到10小時的車程,沿路的風光卻堪稱當代中國經濟地域差異的縮影。

從深圳出發,途經廣州、佛山、中山、肇慶;再往西,便是雲浮、陽江、茂名……

從高樓林立的現代化大都市,到廠房和煙囪遍布的工業地帶,再到一望無際的田野和蕭條的村莊。

這就是這一路變化的風景。

唐朝詩人孟郊說: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我想說的卻是:

秋風蕭瑟馬蹄疾,一路粵盡富與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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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韶關

確實是這樣,廣東的確是全國貧富差距最大的一個省。

舉個例子:

2019年,廣東最富的是深圳,最窮的是雲浮,前者的GDP是後者的多少倍呢?

29倍。

而「萬年老二」的江蘇,它最富的是蘇州,最窮的是宿遷,而前者的GDP只是後者的6.2倍。

同樣,在排名第三的山東省,最富的青島和最窮的棗莊之間,GDP的差距也只有6.9倍。

廣東各區域間的貧富分化,遠甚於其他省。

再具體到每個人,廣東的貧富差距更超乎想像。

比如說,每年的全國胡潤百富榜,廣東人都要佔去近半壁江山,上榜數穩列全國各省第一名。

在2019年的富豪榜中,僅前10名廣東就佔了整整6名。

但與此同時,截止到2018年,廣東還有3個國家級貧困縣,13個省級特困縣,12個山區貧困縣。

在廣東這片被譽為「遍地黃金」的土地上,還有很多人依舊吃不飽,穿不暖,家徒四壁,甚至無處容身。

 

2

地上有金子,他們卻看不見

2010年,央視的《新聞調查》欄目組,曾深入到粵北地區進行採訪。

隨後,他們推出一期名為《「窮廣東」調查》的節目,其口號是:

「顛覆一個熟悉的富廣東,重建一個沒有貧窮的新廣東。」

廣東到底有多「貧窮」呢?

在節目中,一位村民告訴主持人:

三餐都比較困難,但如果是喝粥就不會餓。

另一位村民則告訴記者,如果出去打工,她家的年收入是幾千塊。

孩子小的時候沒有出去,結果那時連洗衣粉也買不起,孩子發燒了還得向別人借錢。

還有一戶村民,他家裡的房子不到10平方,煮飯、吃飯、住,都在裡面。

四壁熏得烏黑,沒有像樣的傢具,鋪蓋、卧具又黑又硬。

看着這番情景,當時韶關市社會保障局的劉海翔眼淚都快出來了,他感慨道:

「沒想到城市差距會那麼大,改革開放都3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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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韶關

當年,《南方日報》也做了一系列關於《「窮廣東」調查》的報道。

他們派出7位記者,分赴7個貧困村駐村採訪,涵蓋了粵東、西、北,甚至還有一個村子就在珠三角。

比如說,在粵西的雷州,東塘村的村幹部就自嘲道:

「這裡是雷州的撒哈拉。」

由於土地貧瘠,沙化嚴重,雨季有積水,旱季有時又長時間滴雨未下,這裡的糧食畝產量最多只有500斤。

而在其它地區,畝產千斤早已不稀奇。

當時東塘村有3957人,處於貧困線以下的有2021人,貧困率超過51%。

按世界銀行的統計,這裡的生活水平還停留在上世紀80年代!

村裡唯一的一所小學依然沒有廁所,學生想上廁所只能到學校附近的樹林解決。

時間一久,樹林里臭烘烘。

「不能入,一不小心就踩着」,校長鄭景豪說,現在只要有東西遮着,學生就會就地解決。

由於條件艱苦,師資力量匱乏,很多教師是小學畢業後就留校任教。

他們連普通話都說不好,於是「雷州普通話」便代代相傳。

等上了中學,每學期200元的寄宿費和每星期20元的伙食費,又成了村民們沉重的負擔。

村支書王南介紹,整個東塘村目前約有130人就讀初中,但其中超過100人,上不完三年初中就會中途退學。

校長鄭景豪說,他們的教學質量和大城市存在巨大的「鴻溝」。

但他更憂慮的是,「鴻溝」兩端的孩子,遲早會在同一天平上一比高下。

果不其然,一批批從東塘走出去的年輕人,在外艱難闖蕩一兩年後,又鎩羽而歸。

他們接過父輩的鋤頭,結婚生子,終其貧窮而平凡的一生。

貧困家庭的孩子想要改變命運,實在是太難了。

 

3

「民工荒」

當張五常說「深圳將成為整個地球的經濟中心」,當粵港澳大灣區高喊着要建成世界級城市群。

粵西粵東粵北的貧窮,似乎顯得「不合時宜」。

有人說,珠三角明明出現了「民工荒」,為什麼還有人窩在村裡挨餓?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

大約是從2004年,我們開始頻繁地從媒體上看到3個字——「民工荒」。

緊接着,很多學者也說「劉易斯拐點」要來了。

所謂「劉易斯拐點」,是指在工業化進程中,農村富餘勞動力在向非農業轉移時,勞動力由過剩走向短缺的轉折點。

「劉易斯拐點」意味着城鄉一體化的形成,城鄉收入也將趨於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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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國的「劉易斯拐點」真的來了嗎?

不妨做個對比。

2009年,我國的第一產業就業人數為2.9億,佔總數的38.1%。

而2010年,美國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力比重僅為0.7%,加拿大為2.0%,日本為4%。

中國農村勞動力佔全部勞動力的比重,還遠遠高於西方發達國家。

而在這2.9億人當中,還有一億多是農村的富餘勞動力。

所以,「劉易斯拐點」並沒有來,這是個假「拐點」。

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擴大的事實,也佐證了這一點。

於是, 「民工荒」和「貧困的農民」同時出現,似乎成了巨大的悖論。

但再一琢磨,卻發現並不矛盾。

事實上,並不是所有的工廠都缺工人。

據2011年的一項數據統計,那些僱工難的企業所提供的工資更低,而且工作時間更長,福利條件也更差。

如果企業平均月工資達到1800元以上,福利待遇較好,基本不會缺工。

月收入1800元是什麼概念呢?

當年,在深圳,即使租住較為便宜的農民房,比如說在拆遷之前的白石洲,一間房的租金大概也要600~800元/月,再加上吃穿用度,每月支出少說也要一千多。

而當時農民工的平均月薪,卻只有1521.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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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非熟練農民工平均工資 資料來源:深圳市統計局

一個人背井離鄉,假如他的工資只能滿足他的基本生活需求,甚至無法保證基本生活,他還願意外出務工嗎?

顯然不願意。

於是就出現了「民工荒」。

所以,我們所面臨的真正問題,不是缺少勞動力,而是企業缺錢(當然,也有農民工缺乏技能等其他問題)。

《南方周末》的記者曾在廣東採訪了一個鞋廠,該廠老闆說:

製鞋業的平均利潤只有微薄的五六個點上下,如果工資上漲30%,利潤就要再下降一個點。

再加上改善員工福利等投入,「投資鞋廠恐怕還不如把錢存在銀行里,起碼省了辛苦」。

早在2008年,經濟學家張五常就在東莞觀察到了一個現象:一些企業主正打算把工廠遷到東南亞。

之後,這種現象很快像瘟疫一樣在中國的沿海地區蔓延開來。

企業之所以選擇搬遷到東南亞,是因為那裡的勞動力更為廉價。

換言之,他們嫌我們的農民工還不夠廉價。

農民工和企業主,到底孰對孰錯?

無法斷言。

我只能說:各有各的苦。


4

「先富」如何帶動「後富」?

疫情期間,有位揭陽的讀者向我訴苦。

他說以前常常私底下罵老闆,罵工廠,罵「萬惡的資本家」。

因為流水線上的工作實在是辛苦而乏味,沒有前途,工資還低得離譜。

而今年因為疫情,工廠遲遲沒有復工的消息。

他開始懷念起流水線上的日子,因為至少那時不用擔心會餓肚子。

我問了他近期的打算,卻沒敢問他將來的夢想。

因為「夢想」對他而言,也許太過虛無和沉重。(防失聯請複製加微信:w222aq 註明讀者)

他讓我想起了另一個年輕人——「打工詩人」許立志。

2014年,他在富士康墜樓身亡。

這位敏感而有才華的年輕人,也來自於粵東地區的揭陽。

那裡貧窮落後,為了生存,為了夢想,大量的人來到珠三角打拚。

在那首《我就那樣站着入睡》中,許立志這樣寫道:

眼前的紙張微微發黃

我用鋼筆在上面鑿下深淺不一的黑

裡面盛滿打工的詞彙

車間,流水線,機台,上崗證,加班,薪水……

我被它們治得服服貼貼

我不會吶喊,不會反抗

不會控訴,不會埋怨

只默默地承受着疲憊

 

駐足時光之初

我只盼望每月十號那張灰色的薪資單

賜我以遲到的安慰

為此我必須磨去稜角,磨去語言

拒絕曠工,拒絕病假,拒絕事假

拒絕遲到,拒絕早退

流水線旁我站立如鐵,雙手如飛

多少白天,多少黑夜

我就那樣,站着入睡

 

其實早在2010年,富士康就因為「11連跳」事件而站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在工人的嘴裡,這裡冷漠、壓抑,工人們的生活枯燥而乏味,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人們嘴裡雖然抱怨,卻仍前赴後繼地湧入這個「沒有感情的製造工廠」。

因為這裡的工資,比別處更高。

這就是現實。

前些年有句廣為流傳的話:北上廣容不下肉身,老家放不下靈魂。

這顯然是出自都市白領之口,因為他們回到家鄉只能當老師,當公務員,然後朝九晚五混吃等死。

但換做是農民工,他們大概會說:北上廣容不下的肉身,老家同樣容不下。

因為回到家鄉的他們,所面對的只有一塊荒蕪的土地。

他們連當老師當公務員的資格都沒有。

現實告訴他們,餓着肚子的人,還不配談論「靈魂」。

還有一點頗值得玩味:

在廣東,「村民」這個詞被賦予了兩種含義,分別代表着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

一種「村民」住在韶關的梅花村、清遠的大成村、雷州的東塘村……

他們面朝黃土背朝天,卻過得捉襟見肘。

另一種「村民」住在廣州的獵德村、深圳的崗廈村……

他們可能趿着拖鞋,穿着汗衫,腰間別著一串鑰匙,每月定期收着房租,即使不工作也能輕輕鬆鬆月入幾萬,甚至幾十萬。

他們是廣東的「隱形富豪」。

當後者享受着時代的紅利,在改革開放的時代潮流中一騎絕塵,而前者卻彷彿被時代遺忘,他們成了大時代下「掉了隊」的人。

而在馬太效應的作用下,強者恆強,弱者更弱。

當廣州獵德村的「房二代」,和雷州東塘村的「農二代」相遇,這種「鴻溝」會更加明顯。

2010年,當央視《新聞調查》欄目組深入到粵北地區,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的丁力教授道出了很多人的心聲:

小平同志,中國的改革他是這樣設計的,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然後先富幫後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前面半句話,我們政府是很有經驗了,怎麼樣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但是小平同志後面那句更長的話,我覺得我們長期以來實際上是不同程度地有所忽視了。

實際上,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遠不只是一句「忽視」那麼簡單。

作為一名小小的作家,我並不能給出什麼解決方案,只能藉此文章,展示一些實像。

你可能會說我不夠正能量,我卻想說,既然有那麼多人弘揚正能量,也不差我一個吧?

因為,世界很少把聚光燈打給那些掉隊的人,但是,這不代表他們就不存在。

就像賈樟柯所說:

 「當一個社會急匆匆往前趕路的時候,不能因為要往前走,就忽視了那個被你撞倒的人。」

 

文章原刊於微信公眾號《輝煌對你說》。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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