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利用一項2017年的隨機電話調查數據，分析了市民經濟不平等感知的影響。研究發現，儘管經濟不平等的感知和示威傾向沒有關係，但與市民的再分配訴求相關。這意味着，市民對經濟不平等的感知確實會影響他們對政府政策的期待。同時，研究發現年輕人和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士對政府再分配有更強的訴求。 因此，政府應該更積極地利用政策工具如再分配政策，降低香港的經濟不平等水平。這有助於使得更多的人有機會發揮他們的潛力，從而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一個洗碗女工的日薪是600元，而且還極度缺乏，而拾荒所需要的力量和辛苦程度，肯定高過洗碗女工，也還需要更高的智力，為甚麼拾荒婆婆不去當洗碗女工呢？

Theo 2022年設計的時裝作品系列「Slave Liberation」，以暗淡色調與臃腫線象徵弱勢社群，而精緻的串珠及裝飾則代表上流階級的糜爛；作品造工精緻，單是完成串珠手工就用上了400小時

香港戰後嬰兒潮的一代，能透過努力學習完成階級飛躍，因而不斷宣揚的所謂「知識改變命運」，到今天亦已逐漸失靈。

綜觀施政報告的社福服務部分，由於社會經濟情況急速轉變，更值一提和被忽視的弱勢社群，大有人在，當中情況日趨嚴峻的無家者、露宿者絕對符合施政報告所指，要「把資源投放到最需要幫助的人士」之列。

社會不公平的問題如果不解決，不論政府如何積極主動地發展經濟，拓展多元化的產業，如果最終只有少數人可以從中得益，大多數市民的生活反而變得愈來愈艱難，那麼社會矛盾就不可能得到解決。

聯合國設定每年十月十七日是「國際消除貧困日」，倡議世界各國採取積極政策解決貧窮問題。呼籲特區政府設立絕對貧窮、制訂減貧目標、落實精準扶貧。

香港從英治時代後期以迄現在，基本上一直遵循英國的自由放任式的發展模式，奉新自由主義為圭臬。其結果一如英國，導致產業結構偏倚發展，社會福利不足所需，退休保障、標準工時等政策難以落實，房價高企，而且商家坐大，貧富懸殊日益嚴重。

新冠疫情令不少行業冰封，開工不足甚至遭遇裁員的基層打工仔比比皆是。然而，依然見到年薪高達90萬元或以上，即高薪組別的人數，仍較去年增加了0.8%。這些數字，正正反映了本港逐漸出現「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現象。對此，筆者認為，政府有責任針對社會不公的現象，善用稅收，由政府主持做好二次分配。

確診數字急升便可能帶來新一波的公共醫療系統擠兌，而草根因居住環境和密度關係，感染機會率較高，對於公共醫療系統的依賴度又高於富人，香港若貿然對外通關，不是變相等於拿窮人的命，換取另一批人有機會賺取更多鈔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