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香港和平法治背後的宗教政治化憂思

2020-10-09
田飛龍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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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本是法治權威性很高的城市,市民以守法為榮,以違法為恥。但佔中運動以來的激進化與勇武暴力化動搖了香港法治根基,引導了一種錯誤的社會秩序觀和社會哲學,甚至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達到了攬炒主義和恐怖主義的境地。這裡面的社會政治原因,以及外部勢力干預,都可以進行檢討,也是香港社會重建所必要的清理工作。但香港社會本身的因素仍然是內因和主因,其中的宗教政治化因素值得關切。        

香港法治變亂根源於「公民抗命」的引入和實踐。這是西方的一種政治抗爭哲學傳統,也有着長期的政治實踐的歷史,但前提是維護所在國家或社會的根本團結與核心價值。戴耀廷在2013年1月16日的《信報》撰文《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開始正式炮製港式公民抗命理論,並在香港本地演繹為「違法達義」。這種港式演繹具有極大的誤導性和危害性,誘導參與者尤其是青年人拋棄公民抗命應有的美德前提和非暴力前提,為了「達義」實施無節制的「違法」行為。港式的「違法達義」固然可以牽強聯繫到西方的公民抗命傳統,但已經變異走樣,而香港本地的天主教機構和部分教派人士在激進運動中的輿論和參與作用,對於這一變異過程有着重要的影響。

香港天主教根據羅馬教會的統一安排,1977年在本地設立了「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建立了嚴密的本地教派行動組織,委任本地教友為委員,下設意識培育組、社會事務組、人權組及國是組。從設立宗旨及活動表現來看,這一委員會已經不是單純的宗教組織,而是政治化組織,立足於在香港從事政治活動並產生積極的政治影響。由於香港的教會學校以及信教民眾眾多,這一委員會以宗教名義開展的政治社會活動就具有極大的煽動性和影響力,並在香港社會運動激進化的氛圍中逐步突破政教關係及法律的界限。香港回歸以來,這一委員會逐漸自我建構為政治上重要的反對派力量。

這一委員會如何理解法治與暴力的關係呢?它所號稱的「正義和平」之間是否存在內在衝突和偏向?我們不妨從其2017年關於香港16位社運青年的司法判決聲明來一窺究竟。該委員會於2017年8月21日在其官方網站發佈了《對16位青年因律政司提出刑期覆核,被判入獄的聲明》。在這份聲明中,該委員會提出了全面支持「違法達義」的若干理由。針對社會及法庭關於判刑體現法治正義的論點,該委員會提出了商榷意見:「我們身為天主教徒,必須指出:抽空社會脈絡、只注目單次的衝擊行動,繼而批判,實在不公無理。」它的方法論是,將暴力抗爭行為放在具體的抗爭語境和因由脈絡中加以考察和理解,並進一步援引教宗方濟各的權威論述,指出社會和平並非絕對,不可為權威和既得利益的理由否定一切暴力。聲明接着援引薩爾瓦多主教羅梅洛的觀點,認為「制度暴力」是罪惡來源,反抗制度暴力是正義之舉。聲明中多處提及香港制度的不民主、不透明以及威權主義色彩。聲明落腳點放在了所謂「真普選」之上,認為只有「一人一票」的選舉才能夠給香港帶來正義和平。    

這裡面的政治思想與社會運動邏輯其實與戴耀廷式的「違法達義」完全貫通,甚至二者之間本來就是「一致化」的體系:其一,自定的「正義」可以壓倒「和平」,也就可以壓倒「法治」,而這裡的「正義」目標更多是個人或宗教團體自我認定的,未必具有社會共識基礎,也缺乏與其他價值或立場的多元有效溝通,從而具有一元主義的信仰專制化色彩;其二,對政治與社會制度的苛刻批判,缺乏對制度改革和進步的保守主義理性,導致信眾產生激進主義的正義幻覺和行動激情,這種批評和動員方式在西方一度成為慣用的革命範式;其三,暴力是可以容忍和接受的,只要暴力基於所謂的正義目標並對準政府,甚至暴力蔓延到持不同意見或立場的普通民眾,也是可以理解的,這就為暴力奪權及恐怖主義行為提供了道德論證與實踐方便之門;其四,法律聯繫威權,暴力抗爭踐履正義,踐踏法律就是實踐正義,這樣一種極端化的反法治和反理性立場對香港黑暴青年的極端行為具有極大的誘惑力和煽動性。

基於上述偏激的宗教政治化立場,該委員會對香港近些年來的暴力抗爭運動多有參與,對「一國兩制」範疇內中央的合法決定多有批判,顯示出以「兩制」對抗「一國」、以普適宗教信仰對抗世俗法律權威的激進化傾向。該委員會在關於普選的人大八三一決定、人大宣誓條款釋法、有關抗爭者的案件檢控與判決、逃犯條例修訂、香港國安法、新冠疫情防控以及推遲立法會選舉等重要的政治法律事件中,大體只有「逢中必反」以及條件反射式反對政府施政的立場,並有份參與和煽動。陳日君主教近期前往梵蒂岡教廷為香港問題造勢,未獲教宗接見,也是一種國際化行為的政治信號。他們的思維邏輯已經固化:中央及特區政府被想像和設為「罪惡」,不達到理想民主標準就不能接受任何決定,政府決策背後一定有陰謀,香港社會應當不斷激進抗爭,直到心滿意足。這樣一種毫不妥協及非理性化的激進抗爭路線,其結果就是2019年的反修例黑暴運動。            

從法律上分析,該委員會的存在與活動合法性是存疑的,甚至可能涉嫌觸犯有關罪名條款:其一,該委員會名為宗教組織,實為政治組織,長期從事具有煽動性與破壞性的活動,且缺乏合法的註冊手續,香港保安局可依據《社團條例》對其進行調查和行為評估,並根據條例授權採取適當的規制措施,確保其在香港法律允許的合法範圍內存續及活動;其二,該委員會對香港歷次抗爭活動的參與,可能涉及與外部勢力的勾結以及參與非法集結,從而可能觸犯《公安條例》有關非法集結罪的規定以及香港國安法上有關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的規定,特別是需要對其接受外部勢力資助和支持的有關情況從法律層面加以調查和處理;其三,該委員會的活動層次較為繁複,有觸及香港教育系統和文化生態,對青少年學生的思想與行為存在誤導和煽動性影響,特區政府可設立專門的調查委員會對其滲透和誤導香港教育文化體系的有關行為與危害性進行專門調查,提出評估報告和整改建議。  

這些法律與行政層面的正當行動,不是削弱該委員會及其他宗教組織的結社自由、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動自由,而只是對其逾越宗教本分和法律界限的行為加以規制,抑制其宗教政治化和宗教激進化的不良趨勢,維護政教分離的現代治理原則,維護「一國兩制」憲制秩序和國家安全。香港的宗教團體和信徒也應當重新認識到法治對於現代社會的根本重要性,認識到世俗治理權威對於正義和平的保障作用,認識到激進宗教狂熱及教義煽動的歷史與現實危害性,主動與煽動性的宗教政治組織及行為切割甚至進行必要的教內鬥爭和法律鬥爭,共同塑造香港法治保障下的真正的宗教正義與和平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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