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丹旭:香港治權回歸

202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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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將修改香港選舉制度的傳言喧囂塵上一陣子後,靴子終於落地。

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前天正式提出,要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最急迫的是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確保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

這是繼去年推出《香港國安法》後,北京再祭出收緊對香港管治的強勢動作。外界預計,北京很可能按照訂立《香港國安法》的形式,在下周開幕的全國人大會議中,對落實「愛國者治港」及推進相關制度改革作出決定並啟動程序,香港政治秩序大變革山雨欲來。

北京此次重磅出擊,強調「愛國者治港」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急迫性,核心落在「治權」二字上,目標是收回被香港的各種政治力量各別掌控和被分散的治權,實現香港治權的完全回歸。

19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時,英國曾提出「主權換治權」的構想,主張在放棄對香港的名義主權後,延續對香港的管治權;但中國堅持主權和治權不可分割,談判還曾因此陷入僵局。最終,雙方妥協的結果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就是香港繼續保留資本主義制度,港人組成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管治香港,並且享有高度自治權。

香港1997年回歸後,中國恢復對香港的主權,但一直沒有嚴格恢復對香港的治權。

北京在外交、國防等關係到國家主權的事務上取得掌控,在治權上則取態寬鬆,主要局限在香港特首的選舉和任命上,並未延伸到香港管治的其他層面,例如立法會、區議會、司法機關。北京對香港教育、媒體,以及香港社會的影響力,更是非常有限。

區分主權和治權的做法,在香港回歸後很長一段時間並未造成太多緊張。不過,近年來香港社會發生變化,尤其是2019年反修例運動後,香港政治生態翻天覆地改變,北京深刻認識到對香港治權的掌控不足,不僅讓中央失去對香港基層的影響力,也讓香港社會對北京的觀感越來越差。

這還演變成為新的危機——反對陣營能通過掌握香港的治權,侵蝕北京對香港主權。

《香港國安法》落地後,暴力抗爭雖然煙消雲散,但泛民主派與北京對香港管治權的爭奪暗流涌動。香港立法會內,泛民議員持續「拉布」,用各種議事規則阻撓會議程序,讓立法會陷入半癱瘓,掣肘港府施政。去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如果不是因疫情延後,立法會恐怕已經「變天」。泛民中的激進派當時都承諾,會在當選後否決所有政府的法案,包括財政預算案,以癱瘓港府。

泛民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大獲全勝後,鋒芒直逼特首選舉委員會,大有左右下一屆特首人選之勢。北京很清楚,若按這個趨勢發展下去,很可能在治權爭奪中敗下陣來,徹底失去對香港的掌控。

此外,一些泛民人士以反對中央政府和主張「港獨」為政治資本,並在國際社會尋求支持,倚仗西方勢力向中央施壓,這對北京而言更是嚴重觸碰了主權底線。

反修例運動中,一些學校公開鼓勵學生參與街頭抗爭,加上之前香港教育界強烈排斥包括國家認同在內的愛國教育,讓北京質疑香港教育存在迎合港獨的政治目的。北京意識到,長期沒有在教育上落實治權,港人對國家的認同已被嚴重削弱,對北京有效維護主權構成了威脅和挑戰。  

面對反對陣營搶奪治權衝擊主權底線,北京要從制度着手,把「不愛國」人士徹底排除在香港的政治架構外,而且中央將主導這個過程。儘管夏寶龍強調,「愛國者治港」絕不是要搞「清一色」,但不可否認的是,未來香港政治中,留給泛民的空間只有做「忠誠的反對派」。有泛民人士也質疑,北京只想設立一套可操控、實質猶如委任的選舉制度。

修改香港選舉制度相信只是第一步,圍繞「愛國者治港」的制度體系完善,未來會涵蓋更多領域,例如香港的司法機構。這場大變革後,香港會不會進一步大陸化,兩制的空間是否會縮小,香港的多元、開放和包容會不會褪色都值得觀察。

北京依然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沒有改變,只是「完善」,並強調鄧小平當年提出「港人治港」時,就定下「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理香港」的界限和標準,以淡化變化可能引發的焦慮。

不過,北京要說服別人沒有改變會越來越難,而這個「改變」是不是愈來愈好,中國大陸社會主流與港人群體,恐怕也是各有看法。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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