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相互收集情報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可如今北京高調曝光間諜案，華盛頓則不加掩飾正在加緊對中國開展情報活動，反映出中美在國安問題上的較勁已經白熱化，甚至在這場間諜戰中打起了「明牌」。

這雖然只是一個假設性的數據，而16歲至24歲的失業青年，也只佔整體失業人口中很小的比率，但這群人的困境，尤其是當中大量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面對就業的彷徨，不得不敲響警鐘。 統計局的發佈會沒有透露，青年失業率的數據會停更到幾時，也沒有說明將如何調整統計方法，但做了一些暗示，比如會進一步研究畢業前找工作的學生，是否應納入勞動力調查統計等。

在中國國內，北京也開始收緊討論中國經濟風險的言論空間。在洪灝、吳曉波等「網紅」經濟師被禁言後，英國《金融時報》上星期天（8月8日）報道，中國當局正向經濟學者、券商分析師施壓，要求他們避免對中國經濟的負面趨勢發表評論。被劃入「禁區」的話題包括資本外流、物價下滑、通貨緊縮、需求疲軟、房地產行業不景氣等等。

無論是身體不適還是其他因素，秦剛的缺席相信是因突發事件導致。當前圍繞秦剛神隱的各種謠言滿天飛，而且越傳越離奇，這肯定不是官方願意看到的局面。面對各種猜測和議論，官方恐怕得儘快做出回應，這樣的事情拖得越久，就越給人以中國政治不透明的口實。

戲劇性的瓦格納集團兵變，在剛過去的周末是中國輿論場最熱門的話題。 消息傳出後，挺烏克蘭的中國網民難掩興奮，等着看俄羅斯「內訌」，還把瓦格納集團首腦普里戈任比作俄版「安祿山」；挺俄派則憂心忡忡，擔心俄羅斯陷入內戰，引發俄烏戰局大轉折，讓美國得以騰出手來對付中國。

政治局會議是否也和國務院常務會議一樣減少了，還需要更多數據和信息來支撐，政治局會議在中共決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會不會變化也有待進一步觀察。但可以肯定的是，高層決策流程和模式已隨着政治現實的變化而轉型，中國不會有新的「習李時代」，政治局集體決策也成了過去式。在核心地位充分鞏固、最高領導人的決策指示能被無障礙貫徹落實的新時代，政治局開會次數少了一些，也在意料之中吧。

中美過去幾個月在敵對的狀態中仍相互試探彼此的界限，調整各自的策略，在鬥中維持「不破」。兩國如今開始互動，顯示雙方有意讓雙邊關係達到新的間歇性平衡。不過，正所謂冰凍三尺非有一日之寒，中美的價值觀分歧和國家利益矛盾恐怕也是冰凍三尺，真正解凍能有多快？它們能達到的間歇性的平衡能維持多久也是未知數。

孔乙己的時代或許已經一去不復返，但「疫情一代」對自身前途的擔憂也是實實在在的。也正是這樣的壓力，促使他們在學生時期拚命內卷，一旦發現內卷無用，只好用「孔乙己文學」投射對所處時代的失落感。這種焦慮會不會隨着經濟疲弱、失業率上升進一步擴大，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也得警惕起來。

中國經濟的底子並不差，畢竟中國有龐大的消費市場，在改革開放後的幾十年，中國也經歷了令人驚嘆的高速發展。也正因如此，當中國開放邊境、走出疫情，開始恢復經濟生活秩序，外界仍對中國抱有積極預期。 但疫情三年的折騰，讓中國經濟元氣受傷也是事實，這加劇了一些結構性問題，也讓一些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容易被掩蓋的問題顯性化，變得更加棘手。一方面要化解疫情三年留下的後遺症，一方面要解決多年來累積的結構性頑疾，還要面對更不利的國際經濟環境與外需形勢，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復甦依然任重道遠。

客觀地說，尊重各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原則符合北京的利益，中國也不會不知道在為俄羅斯侵烏行為背書的情況下勸和促談，可能招來反效果。但中國要在戰略和經濟上繼續拉攏俄羅斯，又很難促成俄羅斯邊撤邊談。一邊是與俄羅斯背靠背應對美國打壓的需要，一邊是外界對北京的俄烏問題立場審視，中國領導人的「和平之旅」和勸和促談預計很難發揮實質性的調停作用，能夠做的可能只是在道義上讓北京不會太丟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