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俊恩:鴉片戰爭背景需要兼聽則明

2021-04-13
潘俊恩
城市智庫成員、立法會議員助理、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社會科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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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作為中國歷史的轉捩點,中國於此後的近代化過程中付出沉重代價,近180多年來對戰爭的解讀,隨着政治環境的轉變而有所變化。究竟教科書應該汲取歷史的教訓,還是沉醉於民族主義的情緒?最近有媒體發現出版社修改中國歷史科教科書,將清朝內部問題自鴉片戰爭背景抽離。「愛國者治港」下,歷史教育在達到培養國民身份認同的意義時,應該以客觀分析和反省的基礎上進行,才能兼聽則明。

戰爭爆發內外有責

關於鴉片戰爭的背景,大多耳熟能詳,在此不多贅述,概括可分為內在和外在因素。就內在因素而言,即「清朝閉關限制貿易」和「清朝與英國外交衝突」;就外在因素而言,即「清朝與英國貿易逆差」和「英國輸入鴉片」;就導火線而言,即「林則徐禁菸」和「林維喜案」。戰爭是雙方互動的極端手段,也是「政治的延續」。故此,回顧戰爭的背景必須考慮雙方的政策和價值觀差異,上述6點基本構成鴉片戰爭完整的背景,缺一不可。

迴避自身偏聽則暗

針對鴉片戰爭背景而言,新版教科書刪減清朝內部因素,顯然是迴避自身問題,既不能全面客觀,亦無助提升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清朝閉關限制貿易」屬於「海禁」,目的在於打擊海盜和走私貿易,保障社會穩定,所以清朝以海防重地為由,規範外商活動,實在無可厚非。但是,「海禁」往往同時打擊本國對外貿易,亦助長海盜和走私商人的活動,自14世紀起的中國已經深受其害。為提升思辨能力,教師也可以以明朝「海禁」作比較,惹來倭寇騷擾中國沿海,亦與日本豐臣秀吉入侵中國(萬曆朝鮮之役)不無關係,說明清朝「海禁」的難言之隱。至於「清朝與英國外交衝突」,實際上是中華朝貢體系與英國殖民主義和主權國家的價值觀衝突。朝貢體系下的朝貢貿易,中國作為「天朝上國」,接受藩屬國進貢,然後施予超過貢品價格的回贈,視為對其「向化」的獎賞,這種關係稱為「華夷秩序」;英國自工業革命以來,更加積極於海外開拓殖民地,以「砲艦外交」開啟國際市場,加上主權國家平等觀念的形成,與中華朝貢體系的價值觀有明顯衝突,「越是不了解對方,戰爭就越是行之有效的做法」。鴉片戰爭的內在因素是戰爭爆發的關鍵,更何況清朝內部問題未必是「錯誤」,只是清朝與英國背景迥異下的「衝突」。將內在因素自戰爭背景抽離,無助全面反映事實,遑論提升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雖然英國不滿清廷實施多種貿易限制,要求清廷改善通商條件又不果,但這些問題與鴉片戰爭的爆發沒有直接關係」此說,迴避自身政策背景,無疑是掩耳盜鈴。

面對過去自強不息

歷史教學借古鑑今,目的在於推動社會進步,首要在於面對過去。司馬遷認為孔丘整理史書《春秋》的歷史意義在於「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身處不同的時代、社會和文化背景,歷史意義不盡相同,但共同點在於基於客觀的歷史事實下明辨對錯,居安思危。在民族主義和道德的角度,必須強烈批判鴉片戰爭,英國輸入鴉片荼毒百姓,導致精神萎靡不振,危害民生,殖民主義的擴張更讓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各國列強開始迫使軟弱的清朝割讓領土和簽定不平等條約。借歷史教育培養學生對國家和民族的情感認同並沒有問題,關鍵在於客觀認識歷史,了解自身和他國的背景,檢討衝突的根本原因,尊重歷史的警世作用,避免重蹈覆轍,自強不息,才是真正的「愛國」。

鴉片戰爭距離現今近180多年,對戰爭背景的解讀隨政治環境改變,中國史觀強調民族主義,英國史觀強調通商貿易,但事實證明戰爭後的中國開啟百年屈辱,陰霾至今揮之不去。真相越辯越明,不妨勇於面對當時自身的管治思維,論述英國史觀的片面,突顯中國民族主義的正當性,以此培養國家意識和國民身份認同,兼聽則明,才不失為有質素的思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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