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非泰坦尼克生存之爭

2021-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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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對美國昆西研究所東亞項目主任史文的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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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呼籲美中互相再保證,避免誤判,防止衝突 中評資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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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記者5年前專訪史文資料相

美國知名亞洲安全問題專家史文(Michael Swaine)指出,美中之間確實存在戰略分歧,但這種戰略競爭不應變成非黑即白地在亞洲或全球爭奪統治地位的“泰坦尼克生存之爭”。他不認為美中會走向戰爭,但呼籲雙方當務之急是互相再保證,劃清紅線,建立某種程度的可信信任。

美國智庫昆西研究所東亞項目主任史文日前接受中評社記者獨家電話專訪,談他對美中關係現狀與走向的看法。過去多年,史文在美國外交戰略學界一直是主張對華接觸的代表之一。他認識到美中在亞太地區力量平衡此消彼長的現實,主張通過相互再保證,避免衝突,防止戰爭。

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工作了將近20年後,去年9月史文“跳槽”到新成立的華府智庫昆西研究所。不願從政,樂於學術的史文所以選擇昆西,是因為他覺得昆西的宗旨與他的理念相當類似。他說:“我相信美國過度依賴軍事來推行外交政策,卻造成非常具有破壞性的結果。我相信美國不應當視中國或國際體系為民主與威權的重大較量。有許多領域中美雙方必須合作,以真正可信的方式共同行動,以推進全球利益。那種認為民主與威權是你死我活的零和較量的框架是毫無成效的。”

正是基於這種理念,即便是美國決策圈和外交學界全面轉向對華強硬的今天,史文沒有隨大流,也不願保持沉默,哪怕因此“被邊緣化”。他經常發表文章繼續提倡對華接觸合作,在推特上與主張遏制、圍堵、對抗中國的人辯論。2019年7月,在特朗普治下,美中矛盾不斷升級之時,史文與芮效儉、傅高義、董雲裳、傅泰林等知名學者一起,領銜在《華盛頓郵報》發表題為“美國與中國為敵事與願違”的公開信,獲得一百多位美國專家學者的聯署。

在美中關係嚴重惡化時還“說中國的好話”,顯然與美國主流思潮“背道而馳”,史文因此一度遭到某些對華“鷹派”的懷疑和攻擊,以致於前美國副助卿謝淑麗都看不下去,聲援史文,警告美國應當警惕“麥卡錫主義”沉渣泛起。問他是否擔心“麥卡錫主義”抬頭,史文說:“我不願說麥卡錫主義本身的復興。當然是有某些國會議員像麥卡錫當年對待蘇聯那樣的言行,他們對於美中關係的解讀是簡單化的、非黑即白。在我看來,這對美國毫無益處,且導致糟糕的政策。”

在這種不利的氛圍下,為何不保持沉默,還是要發聲?史文說:“我生活在美國,我完全有權利表達我的觀點。我認為美國從一邊搖擺到另一邊的極端想法是真正危險的。這種極端的想法將中國作為現存的威脅,將中國視為將接管世界,無處不在地破壞民主的國家。”

史文指出,美中之間確實存在明顯的戰略分歧,在一些領域存在競爭,這不應該變成非黑即白地在亞洲或全球範圍爭奪統治地位的“泰坦尼克生存之爭”。他強調,雙方都必須認識到合作的必要性;雙方都必須給出可信的信號,表明願意以各種方式向對方“再保證”,避免陷入日益敵對的關係。但現實是,“雙方現在都傾向於強調威懾、決心和對抗,而不是再保證、靈活性、尋求合作”。

拜登政府已經執政半年多,史文注意到,拜登政府的政策在許多方面與特朗普政府相當不同。他認為,拜登政府更有組織性,更有戰略性,政策路線更加連貫。但是,他們還沒有真正清楚地定義對華政策的所有要素。儘管他們對與中國合作有更大的認識,但拜登政府從一開始就在很多方面對中國採取了非常強硬的立場,以期獲得國會和國內的支持。

史文警告,如果拜登政府想要遏制和破壞中國,讓其它國家在反華戰略上跟美國站在一起,這是行不通的,也不會成功。他希望拜登政府在對華強硬路線和接觸之間找到平衡,而不僅是對中國揮舞手臂,咆哮和批評。他說:“坎貝爾認為接觸在很多方面都失敗了,這是非常簡單化和扭曲的說法。”

史文認為,拜登政府半年多來的對華政策紀錄是“好壞參半”--有一些進步,有很多事情還沒有做,還有一些事情做得很糟糕。他認為,進步體現在拜登政府在經貿、人權等領域試圖更加有效地接觸;明確重申了一個中國政策,明確與台灣接觸的界限;減少了特朗普政府的意識形態妖魔化的言論。但拜登政府還沒有真正觸及亞洲軍事力量平衡的問題;關稅和貿易投資公平競爭環境的真正問題尚未解決;仍然過於強勢地以追擊在美華人;在網絡領域尚未展開真正接觸。

專訪進行之時,正是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舍曼訪華安排出現波折而最終成行之際。史文認為,美國高官在此前後的許多強勢言論其實是“供國內消費”,但這也可能反映了拜登政府還沒有準備好與中國展開認真的談判;美方顯然仍在進行正式的對華政策評估,並表示希望在與中國打交道時處於有利地位。他希望拜登政府在20國集團峰會之前能制定更清晰、更平衡的中國政策;希望兩國元首舉行峰會,開誠布公地討論如何改善雙邊關係,停止相互“妖魔化”。

台灣問題一直是史文研究美中戰略博弈的焦點議題。他一向強調,作為美中關係中最敏感的核心問題,雙方應謹慎處理台灣問題;美國應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不要將台灣當作制衡中國的棋子。在接受專訪時,史文再度強調,如果美國官方採取華府某些人將台灣當作美中戰略競爭資產,試圖讓中國永遠無法得到它的立場,那將是對一個中國政策的明顯違反,將導致與中國的衝突。“那是我們必須不惜代價去抵制的做法”。

當外界越來越擔心台灣問題成為美中生戰的引爆點時,史文認為,美中雙方因為在台灣問題上發生誤判,導致事故而引發某種軍事對抗的可能性在上升,但他不認為兩國處於戰爭的邊緣,也不認為中國大陸很快會發動對台進攻。

史文不認為美中現在處於“新冷戰”,也不相信兩個大國會走向熱戰。他呼籲雙方要考慮如何建立在必要的地方競爭又不過於敵對的關係?他指出,這需要雙方建立由行動支持的某種穩定的諒解;雙方都願意給對方一些餘地,在一些程度上進行妥協。這需要雙方進行廣泛對話,在兩邊都清楚地標出紅線。雙方還需要強大的努力來減少相互妖魔化,減少對於雙方最嚴重的刺激因素,並建立能夠推進合作的認知框架。

“我們不應該面臨美中戰爭的威脅。這很荒謬,沒有必要,顯然不利於所有國家的利益。我們必須能夠在具體成果而不僅是空談的基礎上,在兩國之間建立某種程度上可行的信任。”史文說道。

以下是中評社記者專訪史文的全文:

中評社:您轉到昆西研究所十個月了,能給我們介紹一下昆西研究所嗎?這是一個新的智庫,對吧?

史文:是的,這是2019年成立的一家智庫,有著特別的觀點和使命。華盛頓的智庫一般不推動特別的議程,但昆西有這種使命。昆西研究所“負責任的國家治理”強調美國外交政策和使用武力的克制,希望有更多的外交,但這種外交聚焦於限制美國在海外用兵。我們相信美國外交中軍事手段被過度使用,比如入侵伊拉克、阿富汗等。

昆西研究所有強烈的願望,減少美國在全球的軍事足跡和存在。這不是一種孤立主義者的觀點,而是聚焦於重新安排美國外交優先的方式,即更多強調外交、經濟關係、經濟成長、政治互動,較少強調和依賴軍事手段。

在中東,昆西希望看到美軍撤出中東;在亞洲,昆西支持撤退和縮小美國的特定力量,但未必堅持要在短中期內撤軍,它認識到亞洲的區域環境與中東有很大不同。

中評社:所以這是昆西吸引您的原因,因為你們的概念和主張是類似的?

史文:對,我的觀點與昆西相當類似。我相信美國過度依賴軍事來推行外交政策,卻造成非常具有破壞性的結果。我相信美國不應當視中國或國際體系為民主與威權的重大較量。我相信美國政府中的人們出於各種國內和國際的原因,過度強調中國帶來的威脅,雖然我也不相信中國本身在我們看到的戰略環境惡化中完全無可非議。

我相信美國和中國應當能夠更多強調處理高度優先的共同威脅,比如大規模流行病、氣候變化、全球金融危機、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核擴散等。有許多領域中美雙方必須合作,以真正可信的方式共同行動,以推進全球利益,並將整個關係至於這種背景之中。那種認為民主與威權是你死我活的零和較量的框架是毫無成效的。

中評社:您一直倡導與中國的接觸與和平共處,但這種觀點目前在美國主流學術界顯然被邊緣化了。我知道您最近承受了很多壓力,特別是來自一些對華鷹派和極端分子的壓力。您是否感覺到麥卡錫主義的某種回歸?

史文:我不願說麥卡錫主義本身的復興。當然是有某些國會議員像麥卡錫當年對待蘇聯那樣的言行,他們對於美中關係的解讀是簡單化的、非黑即白,在我看來,這對美國毫無益處,且導致糟糕的政策。

總體而言,我不認為美國的決策者拒絕與中國和平共處。我不相信拜登政府想要與中國發生衝突,也不相信他們認為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我想他們相信與中國和平共處是可能的。

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建立和平共處,使兩國盡可能地受益,而不損害各自國家的利益或目標?如何建立一種關係,既能非常清楚地了解彼此關切和切身利益,又有必要威懾對方威脅這些切身利益?如何在讓對方相信你並不是要打敗他們,不是要破壞和削弱他們作為一個國家或一個政治體系存在的同時,建立更平等的競爭環境,更平衡的政策。這就是挑戰所在。如何平衡這兩個因素,以互利的方式進行威懾與再保證。這是雙方都需要做到的。

中評社:雖然您遭遇了許多壓力,但您依然大聲表達您的觀點,而不是保持沉默。比如您是“中國不是敵人”公開信的發起者之一,您在推特上經常與人辯論,為什麼現在還能這麼做?

史文:我生活在美國,我完全有權利表達我的觀點。我是這麼做的,因為我認為美國從一邊搖擺到另一邊的極端想法是真正危險的。這種極端的想法將中國作為現存的威脅,將中國視為將接管世界,無處不在地破壞民主的國家。這種敘事方式因為各種原因被扭曲和誇張,與美國的文化和政治目標有關,也與誤讀中國的某些聲明和文件有關。

我認為美中之間確實存在明顯的戰略分歧,在一些領域存在競爭,但我不認為這應該變成非黑即白地在亞洲或全球範圍爭奪統治地位的“泰坦尼克生存之爭”。這是一種不必要的、破壞性的處理關係的方式。

雙方都必須認識到合作的必要性;雙方都必須給出可信的信號,表明願意以各種方式安撫對方,使雙方有可能避免陷入日益敵對的關係。現在,我沒看到這正在發生。雙方現在都傾向於強調威懾、決心和對抗,而不是再保證、靈活性、尋求合作。

中評社:您如何評價拜登政府過去半年處理對華關係的表現,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與特朗普政府有多大不同?

史文:我認為拜登政府的政策在許多重要的方面與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相當不同。首先,特朗普對華政策的本質是混亂的。特朗普本人是一個無能的總統,他不懂外交政策,也不在乎。他總是說些自相矛盾的話,他對如何處理與中國以及朋友和盟友的關係沒有明確的理解。他在很多方面都起到了反作用,除了他希望美國減少在海外的軍事行動有一定的積極影響。這種混亂使得其屬下採取非常強硬、非常鷹派的對華政策。特朗普出於國內政治的原因允許他們那麼做,因為煽動中國威脅符合他在共和黨內的利益,有利於贏得共和黨內的支持,並批評民主黨對華軟弱。

拜登政府現在則沒有那些由蓬佩奧、博明之類的人帶來的意識形態負擔。他們更有組織性,更有戰略性,他們的政策路線更加連貫。但是,他們還沒有真正清楚地定義對華政策的所有要素。儘管他們對與中國合作有更大的認識,但拜登政府從一開始就在很多方面對中國採取了非常強硬的立場。這種強硬某種程度上是想確保他們加強在國會獲得的支持,並爭取共和黨的支持。

在政治上考慮到美國的國內形勢,對拜登政府來說,目前較好的方式是對中國保持強硬路線。他們還沒有決定如何積極地與北京接觸,他們首先想展示自己的強悍;他們想要與盟友和朋友建立協調,並重新進入多邊組織。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加強對中國的影響力,重申美國的領導地位。然後他們才會考慮真正與中國人接觸。正如拜登所說,他們希望從實力地位出發來做這件事。

一旦拜登與中國人展開接觸,問題就來了:要達到什麼目的?想從中國那裡以現實的方式得到什麼?如果他們想要遏制中國,破壞中國,讓其它國家在反華戰略上跟美國站在一起,這是行不通的,也不會成功。因為其它國家不會支持,這太極端、太零和了。

問題是,他們如何在一些領域仍保持強硬的同時,建立一種更溫和、更平衡的方法,可以在非常具體的領域取得重大成就,而不僅僅是對中國揮舞手臂,咆哮和批評。他們是否真能做到這一點,在強硬路線和接觸之間找到平衡。坎貝爾認為接觸在很多方面都失敗了,這是非常簡單化和扭曲的說法。拜登政府知道他們需要繼續與中國接觸,一切都取決於什麼目的,什麼條件?

中評社:現實是,現在雙方溝通不足,比如副國務卿舍曼訪問中國的行程安排就出現反覆。你如何評價舍曼此次天津之行?您是否認為,今後幾個月雙方會繼續加強溝通和合作,為元首峰會營造氛圍?

史文:拜登政府在與中國打交道方面行動緩慢,他們想積累對他們立場更多的支持。我希望他們能聽取盟友和朋友不希望他們進一步推進零和對抗的意見,我希望他們立場能溫和一些,然後去中國與中方展開對話。

拜登政府也應該盡可能多地在多邊層面上處理相關問題,因為只有美國單獨處理新疆、香港、台灣等問題,並沒有多少可信度。中國人並不認為美國真的想要解決這些問題,在中方看來,美國想利用這些問題來削弱中國。因此,美中雙邊接觸本身並不是那麼有效。我認為中國、美國和其他主要國家之間需要進行多邊互動,來討論很多此類問題。

對於舍曼的天津之行,無論是事前的國務院簡報,還是當時舍曼的公開發言,都不能讓我感到安心。拜登政府仍然覺得有必要使用北京毫無疑問認為是“高人一等”的語言,比如“讓北京承擔責任”,“從實力地位出發”與北京打交道,等等。在我看來,這些話主要是供美國國內消費的。當然,他們也沒有推進與中國的對話。我不知道在與中國官員的私下會晤中發生了什麼,但舍曼表示,他們沒有涉及任何形式的談判。這也是供美國國內消費的。但這也可能反映了一個事實,即拜登政府還沒有準備好與中國展開認真的談判。美國政府顯然仍在進行正式的對華政策評估,並表示希望在與中國打交道時處於有利地位。

我非常希望他們在20國集團峰會之前制定一個更清晰、更平衡的中國政策,我希望拜登總統和習近平主席在峰會上會晤。他們需要坦誠和公開地討論他們準備做些什麼來改善雙邊關係,以處理中美有共同利益的許多問題。他們還需要同意停止內部和外部對對方的妖魔化。中國和美國都在這樣做,需要停止。在貿易、技術、網絡、太空和危機避免等非常具體的問題上,兩國都需要非常具體地準備好要做什麼。所有這些問題以及更多的問題都需要討論。

中評社:最近有報道稱,拜登政府尋求建立高層應急熱線,您認為這種想法可行嗎?

史文:那個報道某種程度上有所誤導。美中雙方其實已經有熱線,主要是為兩軍通話設計,但總統和國務卿等文官也隨時可以用。問題在於:一,你是否想建一條給兩國元首用的更加直接的熱線?二,你是否想建立一套更清楚的規程,以便在危機發生前和危機之中拿起電話就可以打?這些都不是輕鬆的問題。因為出於各種原因,兩國元首不容易能夠拿起電話就直接通話。

直接的熱線也許有用,但你要確保它怎麼用。僅有熱線解決不了危機管控的問題。許多人以為你們需要熱線,能夠對話,不是這麼回事。你們要做的事情多得多,不僅是熱線。

中評社:今年一月,您牽頭昆西研究所發布了題為“朝向包容平衡的區域秩序”的報告,為拜登政府處理亞太關係提出建議。您認為拜登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正朝著你們希望看到的方向前進?

史文:我覺得成績一般,不是很高。拜登政府在某些方面取得了進步,他們在與經濟、貿易、人權有關的領域試圖有更加有效的接觸,這些領域的接觸需要美國和中國的參與,包括與台灣問題有關的領域。拜登政府明確重申了一個中國政策,我覺得還應當更可信才行。通過限制與台灣的官方接觸,明確他們與台灣接觸的界限,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進展。拜登政府也減少了特朗普政府的意識形態妖魔化的言論。

他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沒有真正解決亞洲軍事力量平衡的問題。關稅提高和貿易投資達成更公平競爭環境的真正問題尚未解決。我認為,拜登政府仍然過於強勢地以不同的方式去追擊在美華人。在網絡領域,美國還沒有與中國進行接觸。

所以拜登政府的紀錄是好壞參半,有一些進步,有很多事情還沒有做,還有一些事情做得很糟糕。

中評社:我知道您一直擔心台灣問題,您認為美中兩國因為台灣問題而爆發衝突的可能性有多大?尤其是在國會可能通過對華競爭法案,在台灣問題上有不少推動的情況下。

史文:在台灣問題上發生衝突的可能性肯定不是零。我認為,雙方因為誤判導致事故而引發某種軍事對抗而不是直接開戰的可能性在上升,然後有某種程度的升級。或者因為中方對形勢發展的受挫感而決定在海上或台灣離島採取軍事行動,或者飛越台灣本島,這樣做很危險,可能引發危機。我不認為我們處於戰爭的邊緣,我不認為中國大陸很快會發動對台進攻。我認為有關這方面的報道,包括一些美國高級軍官和學者的言論是誤導,對局勢沒有助益。

我們在台灣問題上需要做的是,讓雙方都認識到,這不是一個可以通過軍事手段解決的軍事問題,這是一個根本性的政治問題,需要通過協商解決,需要在沒有針鋒相對、軍備競賽或競爭引發軍事行動與反行動的情況下來解決。我們現在面臨的危險是,雙方都強調軍事威懾,而不是強調再保證,不是通過可靠的方式來再保證雙方的切身利益不會受到威脅。

美國一些國會議員和華盛頓的一些人將台灣視為美中戰略競爭中的戰略資產。這意味著他們認為台灣應該被刻意與中國隔離。我不是說美國的政策已經是這樣的,但我想說的是,有些人認為,在美中關係惡化的背景下,台灣具有戰略價值,因此我們必須確保中國永遠無法得到它。如果美國官方採取這一立場,那將是對一個中國政策的明顯違反,將導致與中國的衝突。那是我們必須不惜代價去抵制的做法。

與此同時,北京需要重新評估如何與台灣和美國打交道,因為當前的“一國兩制”概念不可行,不適用於台灣,台灣人不會接受。北京需要重新評估,以新的方式重新定義它。北京不必刻意強調軍事演習,而應強調更多的對話。他們需要願意與美國就此進行對話,需要在沒有接受“台獨”的情況下,願意與民進黨中的溫和派進行對話,讓民進黨中溫和的領導人明白:他們需要保持溫和,不支持激進派別或美國推動的任何可能導致戰爭的事情;台灣不想捲入美中之間的戰爭。

中評社:如果美國國會通過“全面戰略競爭法案”,您是否擔心美國政府保持控制台海問題的戰略模糊性的回旋餘地將變得更小?

史文:我們得看最終的法案中到底有什麼,因為整個國會還沒有採取最後行動。不管最終法案是什麼,行政部門將繼續捍衛其作為美國負責外交政策的主要實體的特權。國會不負責外交政策,是行政部門負責外交政策。國會可以在外交政策的資金方面對行政部門施加某些限制,或者迫使行政部門做某些事情,但行政部門並不是每次都有義務去做國會想要的事情。

所以首先要看最終的法案是怎麼說的,其次要看政府對法案的反應,他們實際做了什麼。我認為中方不必匆忙得出結論,即該法案將對美國政府施加強硬的約束,阻止其在台灣問題上靈活行事。我不認為美國政府想要處於那樣的位置,他們可能會抵制。我們還得看事態會如何發展。

中評社:您如何看待今後幾年兩國關係的演變?您對美中管理戰略競爭和防止衝突的最迫切建議是什麼?

史文:這是一個大問題。我不認為美中之間會走向戰爭,走向戰爭將是其中一個或雙方領導人犯下可怕的愚蠢錯誤。我不相信哪個領導有那麼蠢。我相信他們能意識使用軍事力量的巨大風險和成本。例如,在台灣問題上,這不僅僅是中國獲得某種軍事能力的問題,武力攻擊台灣對任何國家都將是巨大的災難,沒人想這麼做。

美中之間要考慮的是,如何建立在必要的地方競爭又不過於敵對的關係?有什麼方法可以發展更積極的競爭,約束競爭?是否有辦法向雙方保證其最重要的利益不會受到對方的威脅?這需要雙方必須能夠建立由行動支持的某種穩定的諒解。這表明雙方都願意給對方一些餘地,在一些程度上進行妥協,以建立一個更穩定的環境。我認為雙方需要進行廣泛的對話,需要在兩邊都標出紅線的清晰位置。

然後你需要強大的努力來減少妖魔化,減少對意識形態的強調,減少對於雙方最嚴重的刺激因素,並建立一個認知框架,推進真正的合作,以應對大規模流行病、氣候變化、全球金融危機、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等國際體系面臨的真正核心威脅。

我們不應該面臨美中戰爭的威脅。這很荒謬,沒有必要,顯然不利於所有國家的利益。我們必須能夠在具體成果而不僅是空談的基礎上,在兩國之間建立某種程度上可行的信任。

中評社:這兩個國家會走向“新冷戰”嗎?

史文:我不認為我們現在處於新的冷戰,我認為雙方需要有更多的克制來避免它的發生。我認為,真正的冷戰是很難發生的,因為條件非常不同。美國和中國都沒有競相建立分離的、依賴性的、只服務於他們自己利益的附庸國。我認為現在與以前的冷戰有很多不同之處。

美中兩國需要認識到,他們不能像美國和蘇聯那樣處理他們的關係。他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兩國現在和將來都將在對於經濟增長、技術創新、國家安全非常重要的事情上相互依賴,他們不能在這些領域中分離運作,遠距離競爭。他們必須學會合作,學會共處。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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