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俊恩:「盛唐.小京都」選址失當,非歸咎日本文化

2021-09-08
潘俊恩
城市智庫成員、立法會議員助理、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社會科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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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圖片)

大連的日本風情街「盛唐.小京都」風格仿照日本京都,模仿唐朝長安和洛陽的建築設計,但開業僅9天即激發「旅順慘案」和日本侵華的歷史記憶,被捲入民族情緒的輿論漩渦,遭勒令停業。中國的異國風情街比比皆是,而「盛唐.小京都」的「死因」乃選址問題,同時受外交風波影響民間交流,並非針對日本文化本身。

選址大連觸發歷史仇緒

大連在歷史上曾發生「旅順慘案」,「盛唐.小京都」的選址激發民族仇緒。1894年,日本對滿清發動甲午戰爭,因於旅順口之戰遇挫,以及不忿清兵將日本騎兵偵察兵斷肢和割除睾丸的「野蠻之舉」,故遷怒於旅順軍民。攻佔旅順後,日軍持續4天掃蕩清軍,「凡穿著平民服裝,疑為清兵的青壯年者一律誅殺」,一說指共屠殺約2萬軍民,僅剩下36人,屍橫遍野,罄竹難書,暴行被英國《泰晤士報》和美國《紐約世界報》報導,美國期刊《世紀》更形容日本是「披著文明皮而帶有野蠻筋骨的怪獸」,令人髮指。滿清於甲午戰爭戰敗,被逼與日本簽下《馬關條約》,賠償2億両白銀的鉅款,以及割讓遼東半島和臺灣,喪權辱國。雖然滿清獲得列強的「同情」向日本施壓,得以用3,000両白銀贖回遼東半島,但奉天省(今遼寧省)卻淪為俄國勢力範圍,旅順亦被強行「租借」。1904年,日本和俄國因朝鮮和滿洲權益問題,爆發日俄戰爭,旅順是當中的主要戰場。滿清不但敗於日本,更只能默許異國於臥榻之側的軍事行動,疲態盡現,掀起被列強瓜分的危機。

大連的苦難歷史,導致民眾將歷史仇緒轉移至「盛唐.小京都」。官方面對群情,不得不對其「停街休整」;學者面對不可逾越的民族大義底線,表示投資方應該「做好文化識別與價值評估工作,尊重消費者消費習慣,避免消費『民族情感』」,正如不會於汴梁(開封)建造女真風情街,不會於成都建造蒙古風情街,或不會於南京建造日本風情街。撇除滿清與中國正統朝代的爭議,適逢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和「九一八事變」90週年,日本風情街於大連的落成無疑於傷口上撒鹽,遭到中國民族主義者批判實在無可厚非。

模仿盛唐映襯文化自信

日本風情街以「盛唐」為師,作為「小京都」的模範,映襯中國的文化自信。日本自飛鳥時代起,共成功派出15次「遣唐使」向中國學習制度、曆法、藝術、文學、建築和生活等領域,奠定千年風貌。孝德天皇更推行「大化革新」,以唐朝律令為藍本進行改革,並以儒教作為治國理念,以及以佛教進行文化改造。「京都」是桓武天皇遷都至「平安京」的代名詞,開展平安時代,城南外郭城西側的右京仿照唐朝長安而建,命名「長安」;而東側的左京則仿照唐朝洛陽而建,命名「洛陽」,是日本尊崇中國的建築象徵。平安京落成後,右京「長安」因地勢低窪多沼澤而衰落,而左京「洛陽」發展則蒸蒸日上,「洛陽」更成為「平安京」的代名詞,故此「京都」亦被稱為「京洛」。日本戰國時代,大名(領主)目標率軍進入京都,宣示霸主地位,稱為「上洛」,織田信長便是少數成功「上洛」的大名,性質如同中國春秋時期諸侯「問鼎中原」。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唐朝長安和洛陽垂範日本京都,但於建築細節上,中式唐風仍與日式和風有區別:一、窗戶:直欞窗對比格子窗;二、屋頂:舉折平緩對比高聳;三、裝飾性凸出:抱廈對比破風;四、屋角:斜切對比垂直截斷;五、鴟尾:末端尖銳瘦削對比末端彭漲。撇除日本風情街的選址問題,「小京都」的確擁有「盛唐」的影子,雖然並非完全搬字過紙,卻突顯日本的慕華之情,間接映襯中國文化圈的強大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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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圖片)

「盛唐.小京都」商品包羅萬有,正是唐朝文化兼容並蓄的寫照。日本風情街並未要求只能售賣日本商品,而是有出售國潮唐式服裝,後期將引入韓國(唐朝稱新羅)和尼泊爾(唐朝稱尼波羅國)等國家的商品。長安作為京都其中的參考對象之一,集市星羅棋布,唐朝時被劃分為東市和西市,東市專門售賣中國奢侈品,西市專責出售絲綢之路上的異國珍寶,一說是「買東西」的詞源。中國不乏各式各樣的風情街,如「一番街」、「漢口法國風情街」、「荷蘭風情小鎮」和「泰晤士小鎮」等等,展現中國包容萬象的文化氣度,與唐朝的高開放性不謀而合。日本風情街在中國設立,正是「遣唐使」的文化遺產,亦體現唐朝商品發達和貿易繁榮的經濟吞吐量,更是中國文化自信逐漸增強的表現。

外交角力影響民間交流

中國與日本的民間衝突,主要源自日漸矛盾的雙邊關係。中國與日本在歷史、領土和教育等議題上存在激烈爭端,而日本政治右傾化擠壓親中派的生存空間,加上美國「新印太戰略」成形,中美產生惡性競爭,日本於當中發揮重要角色,甘願被美國利用挑戰中國利益,而美國則於日本背後支撐戰略平衡,維護美國霸權,昭示中日兩國未來的外交角力將越演激烈,民間容易形成慣性排外意識。民族主義作為推動中國發展的重要力量,存在不穩定性,日本侵華、釣魚島爭端、篡改教科書和參拜靖國神社等「軍國主義」烙印植根中國的歷史記憶,「盛唐.小京都」便是外交衝突下的犧牲品。中日關係劍拔弩張,但若正確發揮民間交流的力量,或作為緩衝促進互動,使雙方關係拉回正軌,但同時亦受限於外交角力的尷尬處境,導致陷入死結。

大連確實承載中國近代的屈辱,標誌積弱的無奈。「盛唐.小京都」可以理解為尊崇中國天朝體系的「傾慕盛唐而仿造的京都」,或文化自卑的「代表唐朝文化的京都」,視乎解讀者的情緒、教育和文化背景而異,而官方樂意目睹前者,卻難以抵消後者的壓力。健康的歷史教育不提倡極端民族主義,但必須牢記歷史,汲取教訓。日本風情街的「死因」在於選址和時機失當,當中激起的歷史傷痛理應遭到口誅筆伐,但並非歸咎於深受唐風影響的日本文化,否則無法解釋中國詮釋日本「遣唐使」時的文化自信,以及其他異國風情街的存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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