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映:客家大佬

2021-10-08
林文映
香港客家文化研究會會長、香港作家聯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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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於1994年在廣東平遠縣與何冬青先生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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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筆者與何老有過一次「深度訪談」)

驚悉鄉賢何冬青先生辭世,享年九十三。筆者與何老的交往數十個春秋,腦海有太多的記憶。許多客家鄉親來電說等着看我的文字,但筆者百感交集,一時不知從何寫起。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次他打開手機跟我說,「文映,你這麼多年寫了大量客家題材的文章,我每篇都收藏。你走到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如果記不清寫過的資料,找我就行,我都給你存着呢」。

何老先生的那番說話,是筆者能夠堅持下去的動力之一。寫作之途崎嶇且寂寞,對欠缺文化底蘊的小女子如我,更是艱辛,真可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冬青先生在香港梅州籍客家圈子,德高望重,不怒而威。社團中有擺不平的事,眾人往往找他「仲裁」是非曲直,「大佬」地位可見一斑。

記得三年前,筆者與何老有過一次「深度訪談」,聊得很透徹。那年他九十歲,頭髮花白但身體硬朗,這從他端坐時筆挺的腰桿可以看得出來。歲月留下的春風和秋霜都寫了臉上。額頭和眼角刀刻一般有力的皺紋,掩不住風華正茂時俊朗的輪廓。

在人世間活了九十三個春秋,意味着經歷了很多很多。客家人是香港開埠早期最主要的建設者和貢獻者。但隨着這一代一代人的老去,帶走的是香港的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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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老的口述,給了筆者很多「冷知識」,本文略舉幾例。

冬青先生1949年來到香港,持的是解放軍發的第一批港澳通行證。還在世的持有者,恐怕沒有幾個。

他回憶說,「那時候收音機還沒有普及,遑論電視了。五十年代旺角的彌敦道,是個空曠的停車場。繁忙的葵涌貨運碼頭,在六十年代是巨幅農地,我在那裏辦了一個農場,最高峰時養了六千隻雞。」

他初抵香港落腳的油麻地偉晴街,曾建有香港第一所『平民宮』,這是香港最早期的廉租屋,而且還是效仿廣州的做法。三十年代,港英政府鑒於本港貧民眾多,四、五十人同居一室,不利衛生,故有「平民宮」的建設,不僅為貧民提供容身之所,政府及慈善團體更期望借此改善市民的精神生活,一改貧民窟窘困潦倒的狀態。

移居香港之前,冬青先生的經歷堪稱豐富。他於1943年在江西師範讀書,適逢蔣經國在贛南主政時期。在蘇俄歷經『冰天雪地十三年』磨練的蔣經國,回國之後被任命為贛縣縣長,發表過眾多演講與文章.內容涉及推行「新政」、懲治貪腐、修明吏治、興辦教育、發展經濟等,對何冬青這批有志青年影響深遠。

「江西雖有大量的客家人居住,但蔣經國的兒子蔣孝嚴不會說客家話,直至1949年外婆帶他們由大陸輾轉到新竹,跟鄰居小孩玩在一起的時候才學會的」。

1945年,何冬青轉學到了廣州文化大學。他很幸運,因為校長恰好是同鄉吳康,梅州平遠人歷史上第一位留學博士,平遠歷史上教育與學問楷模第一人。梅州客家人做生意的少,出門讀書做官或從軍的特別多。但像吳康這樣出類拔萃者也不多。他考入北京大學讀書,並與傅斯年、毛子水、俞平伯、楊振聲、羅家倫、顧頡剛等民國知識界的名流一同創辦《新潮》雜誌社。1925年冬,官派赴法國留學,獲得巴黎大學博士學位,歸國後擔任文化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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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冬青(右)與廣州文化大學吳康校長留影)

1949年政權易手(國民黨稱淪陷,共產黨稱解放),該校因為國共之爭『一拍兩散』,留下的先後併入中山大學、華南師範學院、華南理工大學,出走香港的那部分,則先後併入聯合書院及中文大學。

「大學本是求學問的地方,但因為政黨之爭、主義之爭而分道揚鑣,各為其主,以中國為最。海峽兩岸都有清華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交通大學,等等。外國人不理解,只有瞭解中國歷史的人,才知道這背後的悲歡離合的故事」。

何先生說,「在台灣的蕉嶺人比大陸本土的多一倍」,「究其原因,家國離亂帶來多少人的顛沛流離。漂泊在海外的客家人,只是時代大潮不能自主的無根浮萍」。

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流行一句話叫「看戲要看梅蘭芳,看球要看李惠堂」。李惠堂是世界足球名將,也是香港客家人的驕傲。往事如煙,海內外能夠對李惠堂如數家珍者,莫如何冬青了。他給筆者看了一些年輕時與同鄉、球王李惠堂的合照,身高體型不相伯仲,大約是一米八三的個頭。

何老說,「李恵堂一生與五最有緣,共有五個五」,「第一,五華人;第二,出生於1905年;第三,與青梅竹馬的廖月英結婚於1925年;第四,於1955年倡導成立旅港嘉應五屬同鄉會;第五,1965年當選國際足聯副主席,成為華人在國際足聯的最高職務者」。

「還有一個五,是他不可能知道的。他逝世於1979年7月,積閏享壽75歲」。作為李惠堂的摯友,何冬青珍藏著球王的許多照片,包括與蔣介石的合照,在世界各國奪冠歸來的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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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冬青先生出生於書香門第,從小在文化的熏陶下成長,深知教育改變命運的重要性。早年念師範醉心教育的何冬青先生,清醒地意識到香港教育之中的某些缺失,認為給女孩子們一個安寧的學習環境,有其必要和需求。

1966年秋季, 他毅然創辦了靜宜女子中學。經過多年的耕耘,靜宜女子中學迅速擴增為七間分校,學生人數多達7000餘人, 並在1972年,躋身香港十大獨立中學之列。

港英殖民管治的六十年代,政府規定必須使用英文,絕大部分學校也是全英文授課。中文受歧視的程度,現在的年輕人難以想象。為了爭取中文成為官方語言之一,何冬青先生可謂是一馬當先的開拓者。1968年,他連同香港市政局議員黃夢花、香港政府華員會會長錢世年等愛國人士,發起成立香港中文教育促進會。當時直接參加這個愛國活動的民間團體、學校、工學聯盟以及大專院校學生會等多達四百多個,而動員工作的人數更接近四千人次。這是香港最大規模的一場群眾抗爭運動,受到了港英政府政治部的嚴密監視。

何冬青先生等有志之士抵住壓力,奔走各區發動簽名,甚至遠赴倫敦,向英國首相提交抗議書,赴紐約向聯合國總部遞交逾32萬香港居民的簽名情願。1974年,港英政府終於宣佈中文和英文在香港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這場歷時四年的中文合法化運動,消除了官民之間長期以來的隔閡和障礙,加深了香港居民對母語的親切感。香港電台電視部曾經製作播放「九七透視」特輯,對當年中文合法化運動的抗爭歷程,作出詳盡報道。香港媒體形容由何冬青推動的此次運動是「文化回歸」,間接推動了1997年的主權回歸。

從1983年中英兩國就有關香港回歸問題召開談判開始,香港前景不明朗,掀起新一波移民潮。在時代大潮面前,個人命運就像滄海中的一葉浮萍。冬青先生一度忐忑不安,再次面臨何去何從的抉擇。他專程去美國和加拿大探路,最後覺得異國他鄉寄人籬下。再者,長期打拼下來的事業、辛勤積聚的財富,如果就此孤注一擲,風險太大。反復權衡利弊,他很快打消了移民的念頭。

拿定主意之後,何冬青繼續開拓自己的事業版圖。早在1979年, 港英政府計劃推行代議政制,何冬青先生獲港督委任為諮詢委員會委員。走向議政論政生涯, 開展社區服務工作, 冬青先生發現多了很多應酬,在酒樓茶肆消費大增。他靈機一動,覺得不如自己開辦酒樓。這個想法,跟同是客家人的「萬金油大王」的胡文虎在報紙投放大量廣告,不如自己創辦星島日報有異曲同工之妙。

1985年,冬青先生的第一間酒家――青葉海鮮酒家開張營業,之後一發不可收,富東、富泰、富澤、逸東海鮮酒家相繼開業。為方便管理,何冬青先生成立七洋發展有限公司, 將五間海鮮酒家納入集團化管理。

由於對香港社會貢獻卓著,1982年獲英女皇頒授榮譽勳章,1984年獲港督委任為太平紳士。

香港回歸前夕的1995年,冬青先生被國務院聘為港事顧問, 同年當選為葵青區議會第一屆主席、並連續三屆擔任香港區議會主席聯會主席。1997年回歸後,當選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成員。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充滿家國情懷的他,於2009年成立「何冬青教育基金」,專注於國內中職學校免學費試點辦學,幫助中國農村家庭年純收入1500元以下農戶實現下一代的教育夢。至於社團工作方面,何冬青先生更是一位積極的資深前輩。他是世界客屬總會的創會成員,繼羅香林教授之後擔任香港地區的召集人,也是第一批被授予「梅州市榮譽市民」稱號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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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參觀何冬青先生資助的學校,受到師生的熱烈歡迎)

冬靑先生經歷了大陸的革命狂飆歲月、殖民地香港的滄桑,以及回歸祖國之後的巨變。這近百年的歲月,亦是近現代中國的一個縮影。人生易老天難老,但願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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