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釗:當下國際政治權力結構並非中美「新兩極」

2021-11-08
陶文釗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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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下解釋中美關係的理論中,一種比較時興的說法是「權力轉移論」。這一理論的始作俑者是美國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他在《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一書中,把中國和美國認作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認為美國的權力在向中國轉移,而兩國關係恰恰符合他提出的新興國與守成國關係的理論。於是,中美兩國及國際上掀起「修昔底德陷阱熱」,有學者進一步發揮,根據中美兩國GDP總量越來越接近和與別國拉開距離的事實,認定現在國際間的權力結構是中美「新兩極」「呼之欲出」,甚至說現在已經形成中美「新兩極」,2020年是其「元年」。筆者認為,這種看法不符合當下國際格局的現實,有可能產生誤導。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需要回答以下相關問題:

第一,全球化導致了國際政治中權力的集中還是分散?雖然現在存在一股逆全球化潮流,但它擋不住當代全球化這一大趨勢。現實的答案是肯定的,即全球化導致了權力分散。

首先,全球化銷蝕了國家的一些主權。在全球化中,各國都會讓渡出一部分主權,同時也享受別國讓渡的主權。例如,關稅自主曾被認為是重要的國家主權,但現在,所有加入WTO的國家都要按其規定減讓關稅,同時各國也都可以享受別國減讓關稅帶來的好處。

其次,國際組織和條約對國家主權形成制約。比如《巴黎條約》,所有加入的國家都要自主提出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這就是對主權的約束。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就是覺得對美國的限制太多了,「損害了美國的主權」。

再次,愈來愈多有實力的非國家行為體參與到國際政治中來,如跨國公司、恐怖組織、販毒集團卡特爾等等,它們在國際間享有的權力遠大於從前,而國家對它們的控制有限。「911」恐襲事件是恐怖組織對國際政治破壞的突顯。特朗普要求美國公司與中國市場脫鉤,但鮮有公司這樣做,說明跨國公司對美國政府的權力形成制約。

最後,技術進步也對國家權力造成衝擊,比如互聯網,人們從中獲得信息的自由度是以前不可想像的,而隨着人工智能、量子力學等技術的發展,這一趨勢會越來越顯著。

全球化對各國主權造成的侵蝕和制約,在世界各國都是存在的,國際事務中佔主導地位的國家也在所難免。

第二,應當如何看待當前的國際格局?美蘇兩極格局崩潰後,美國政界和學界很多人認為世界進入美國「單極時刻」,而中國學者大多稱為「一超多強」。中國與俄羅斯曾幾次發表聯合聲明闡述立場,如1996年4月的聯合聲明指出,當今世界多極化趨勢在發展,但是世界並不太平,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然存在,集團政治有新的表現。聲明還提出「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1997年4月的聲明又強調,中俄將努力推動世界多極化的發展和國際新秩序的建立,以回應時代和歷史的迫切要求。事實上,當下的國際權力結構正處於轉型中,即從美國單極向多極轉變,但這一轉變將是長期而緩慢的過程。

第三,多邊主義會不會導致兩極格局?答案也是明確的:不會。多邊主義是在冷戰結束、美蘇兩極格局崩塌以後逐漸形成的,到本世紀,隨着新興經濟體的實力愈來愈強,多邊主義在國際政治中發揮出愈來愈大的威力。以往小國在國際事務中沒有發言權,於是,中小國家聯合起來結成地區組織,爭取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非盟和東盟就是兩個明顯的例子。尤其東盟國家集體奉行「東盟中心地位」原則,發起並領導了10+1、10+3、東亞峰會、東盟地區論壇等系列機制,不受大國左右和擺布,成功擔負起地區事務領導者的角色,並在周邊大國之間充當戰略中間人。「東盟中心地位」是在東盟數十年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並行之有效的,是保持地區穩定的有益實踐。國際關係中的這種實踐與兩極格局是格格不入的,它是多極格局的一種體現,聯合國及其下屬國際組織更是奉行多邊主義。

第四,當今存在產生「新兩極」的條件嗎?美蘇兩極格局的產生有兩個背景,一個是反法西斯戰爭,美國的綜合國力在戰爭中得到極大提升,並形成遍布世界各地的同盟體系,蘇聯的力量尤其是軍事實力也在戰爭中得到大發展,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軍事大國,影響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另一個背景是冷戰,在冷戰中形成了華約、北約兩大集團,兩極格局實際上是兩個集團的對抗。現在的情況則完全不同,中國的外交是結伴不結盟,不針對第三方,根本不存在形成集團的問題。

同時,現在的國際關係比兩極對抗時期複雜得多。美蘇之間沒有現在中美這樣廣泛而深刻的相互依賴,美國的盟國關係也與當年大不相同,在一些問題上(主要是安全、價值觀)盟國仍追隨美國,但在更多方面(尤其是經貿)它們也在尋求各自的利益,對國際事務有自己的主張和追求。

當前,在綜合國力方面美國仍保持着優勢,戰略平衡方面則非美俄莫屬,它們的領先地位還會長期保持。科技創新方面,除了美國,歐盟、日本也具有相當優勢。中國的主要優勢是GDP增長趨勢和潛力,但中國經濟也面臨挑戰。如今應對氣候變化為全世界所關注,中國也作出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承諾。實現「雙碳」目標對任何國家都是一件難事,中國尤其困難,因為中國GDP能耗是世界平均能耗的1.5倍。再如老齡化,中國進入老齡社會時的人均GDP比發達國家低得多,這意味着應對老齡化的資源相對緊缺,而老齡化對中國社會各方面的影響已經開始顯現。

全球化和技術進步導致了國際政治中的權力分散趨勢,這也是美國霸權相對衰落的主要原因。但同樣清楚的是,美國失去的那部分權力並沒有完全轉移給中國,一個明顯的例子是G20,它說明為應對金融危機,更多新興經濟體參與了對國際金融和世界經濟具有重要意義的決策。

多極世界是一個動態概念,21世紀的國際政治格局不會是權力高度集中在一兩個國家手中,更不是中國取代美國成為新霸權國家。中華民族復興的目的不是取代美國,美國擔心中國挑戰它在全球的主導地位,這是嚴重的戰略誤解和誤判。「權力轉移論」不是觀察和分析中美關係的恰當模式,「修昔底德陷阱」之說可以休矣。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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