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深度:呂小慶談中日關係的未來

2022-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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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週年,在這樣一個特別的年份,對於中日關係未來走向的討論顯得尤為重要,特別是在目前熱戰持續,新冠病毒困擾全球,國際大格局進入動蕩複雜的大背景下,分析中日關係之間的症結和解決方式顯得十分必要。對此,中評社記者日前專訪了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前駐日本大使館參贊呂小慶,與其探討了中日關係中存在的諸多複雜敏感的問題,包括日台關係、日本修改和平憲法對地區安全局勢的影響以及中日國民感情如何提振等等。總體來看,呂小慶認為,目前的中日關係和應對之法可以用十六個字來概括,那就是“複雜多變、不容樂觀、主動作為、積極進取”。他也提出,中日兩國應不忘初心,堅定不移地高舉中日友好、共同維護地區安全和平和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這三面大旗。以下是專訪全文:

中評社記者:目前,日本越來越積極試圖借助台灣問題及涉台地緣政治擴大日本對外利益主張及話語權,就您分析,這是否意味著東京的對台戰略構想正在發生變化?

呂小慶:事實上,日本對台戰略構想早在本世紀初島內政權更替後就開始調整變化,但是最近更有了一些明顯、重大的變化。歸納起來,日本對台戰略發生變化有這麼幾個重要的時間點:第一個是2012年12月,安倍晉三第二次任首相以後開始調整對華政策,在釣魚島領土問題上強化與中國對峙,在歷史問題上反攻倒算,在對台問題上的小動作不斷,其中一個突出的例子是與台當局簽訂所謂的“漁業協定”;第二個重要的時間點是2016年1月,那時國民黨敗選,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再次執政,尤其是蔡英文當選後,在“台獨”的路上疾行。在這個時候,島內“台獨”政權與日本安倍右翼勢力形成遙相呼應“1+1”的態勢,這是以往從來沒有過的;第三個重要時間點是2021年4月,日美舉行的“2+2會談”公然提及台灣問題,其後日本時任首相菅義偉訪美與美國總統拜登會晤中,再次強調日美對“台灣問題”的關切,這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日美首次在高層對話中涉及台灣,把中國的內政變成日美同盟的一個重要議題。

今年2月24日俄烏戰爭開始後,台灣問題被日本借題發揮熱炒,安倍晉三竟然狂妄叫囂“台灣有事也是日本有事”,可以說這是直接在撞擊中方的紅線,衝擊以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為准繩的中日關係根基,檔和恢復邦交正常化的一些共同聲明。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既是紅線也是底線。雖然日本政府方面辯稱安倍晉三講話不代表政府立場,企圖弱化安倍晉三的講話的嚴重性,但要強調,安倍不是普通議員。首先,他是執政黨自民黨裡最大派系“清河會”的會長,對日本政府的政策有直接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第二,安倍作為日本歷史上執政最長的首相,雖然在野,但在日本國內甚至在國際上都有相當的影響力。第三,安倍晉三本人在中日關係這方面的活躍和激進程度,在日本政界實乃唯一。

在台灣問題上,日本一直以來採取的是典型的“切香腸”策略,這個方面日本要比美國做的更加隱晦,但“這根香腸”如果再繼續“切”下去,有沒有發生顛覆性變化的這種可能?現在,一些“武統”之聲和俄烏戰爭混在一起,無疑是在擾動我們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動搖我們和平統一祖國的理念,打亂我對台既定政策。謂顛覆性的變化,我認為存在可能性,但目前發生的可能性並不大。需要指出,台灣問題如果發生顛覆性變化,從外部起主導作用的不會是日本,而是美國,另外要顛覆性起主要作用的是島內,是內因。因此,我們還是要看到在台灣問題上還是要始終牢牢把握住中美關係,這點不能被日本所干擾。但是,我們要清楚看到,日本是鼓動拱火台灣問題發生顛覆性變化最積極的一方,這源於其國家利益、國家戰略和右翼與台灣關係的根源,日本最希望中美在台海發生衝突,而日本僅做有限的介入,坐山觀虎鬥,讓中美兩敗俱傷,從而結束日本戰後所謂的“不正常國家”。

總得來說,在台海問題上,我們首先要牢牢遏制島內的“台獨”勢力,這應該是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第一要務;第二,我們還是要牢牢把控住中美關係的大局;第三,我們要高度警惕日本在台海問題上的動作,保持戰略定力並進行有效遏制。

中評社記者:近期,日本一些政客圍繞修改“和平憲法”頻頻高調發聲,岸田也說是“現在必須著手解決的課題”,您認為,岸田動因為何?這樣做會給亞太地區帶來何種危險?

呂小慶;首先我想談一下所謂“正常國家”的問題,我認為這個裡面是一個語言陷阱。日本現在難道不是正常國家嗎?事實上,日本現在是最正常的國家,二戰以後70多年的世界和平,日本是最大獲利者之一,良好的國際環境讓它實現了戰後外交和政治基本獨立、昭和經濟復興以及各方面的重大成就,根本原因是日本戰後走和平發展道路取得的結果,日本可謂是二戰後東亞秩序、國際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因此,日本拿“國家正常化”說事不過是個借口。

第二,岸田文雄圍繞和平修憲的問題是不是有變化?我覺得對此要打一個問號。首先,岸田本人出身自民黨內傳統大派系宏池會,而此派系政治立場偏溫和,注重經濟。岸田本人既不是修憲的推進派也不是積極護憲派。當然,宏池會後來也在演變,已經不是大平正芳時代那樣了,整個日本關於修憲的政策主張在變化,各政黨對是否修憲的政策分歧已經變得越來越模糊。目前,岸田似乎在修憲上面顯得非常積極,有時候甚至超過安倍,我覺得是主要基於兩條:第一、順應日本自民黨內以及日本政界的保守勢力,維穩自民黨的基本盤;第二、順應日本國會主流政治勢力關於修憲的呼聲。日本政界以及日本社會對於修憲認識的趨同傾向,現在看來正在逐步形成多數,對此,我們不應該抱有幻想。

中評社記者:岸田曾提出“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王毅外長也在今年兩會上對中日關係提出三點忠告(不忘初心、信守承諾、順勢而為),您認為,中日在未來交往上有哪些“應該做的”和“不能做的”?

首先我認為,岸田提出的“新時期現實主義外交”是一個安倍現實主義外交的加強版,它有所區別但又沒有完全脫離。我們知道,菅義偉的一年首相基本上是傀儡角色,岸田肯定不想如此,但要有一定的抗衡和平衡。因此,新時期現實主義外交有安倍的現實外交的一個延續,同時岸田也試圖賦予它新的獨特性。

至於未來我們應該做什麼、不做什麼?對於中方來講,已經說得很清楚。最近的一次就是在今年全國兩會上,王毅外長在談到中日關係給日方三個忠告,可以看到,中方對中日關係的路線和政策幾乎都已是透明的,重要的是,日本要怎麼做且不能做什麼?比如說在台灣問題、歷史問題和領土問題這三大問題上應該恪守承諾。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今天,我們兩國在雙邊關係上取得了重大成就,這是沒有異議的,我們要看到正面的一面,但是同時我們應該思考怎麼做,我認為,中方要堅持中日關係的大局,維持戰略定力,同時也要做到“三個不對立”:一是不應該把中日關係的負面因素和中日之間的正常關係對立起來;二是不應該把領土爭端問題與民族情緒對立起來;三是不應該把台灣問題和中日友好對立起來。 中評社記者: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大背景下,您認為,中日關係會受到何種影響?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日美關係是特殊且緊密的同盟關係,在這裡面的的確確是一個不對等的關係,美國為主,日本為輔。應當看到,在中美發生嚴重的戰略衝突時,日本的確有從屬於美日同盟關係的一面,但同時應看到,在日美同盟對中日關係的影響上,依然要聚焦於中日關係本身。我作為曾長期在日本工作的一線外交官,認為日本在對華外交上有相當大的空間和主動性。從50年前日本先於美國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到近期日本積極參與和推動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以及長期以來諸多涉華重大問題上都已證實了這一點。

事實上,日本加入RCEP並不符合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但是我們發現不僅是日本,其他很多在亞太地區的美國盟友都有加入,因此我們可以判定,在日本本國重大利益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產生衝突時,日本還是會更注重自己的國家利益。之前常有人說“政經分離”,但從RCEP來看政治和經濟並不可完全分離,甚至可以說RCEP是地區甚至國際戰略層面的政治,日本的加入,會給中日關係健康深入發展帶來新的雙贏契機。

我們常常告誡日本不要作為美國的戰略附庸行事,但同時我們一定要看到日本對華關係獨立的一面。日本會借中美關係的這種競爭從中牟利,對此我們應該明確地針鋒相對,並予以警告。對日開展工作既有的鬥爭一面,也有團結的一面,哪個地方是它自己做的,哪個地方是美國做的,一定要分清楚,總體來說,肯定有重大影響,但不是決定性的。

中評社記者:安倍成為清和會會長,繼續活躍在日本政界,就您分析,這是否意味著他將以更顯性的方式影響日本外交?日本內閣將來的對華政策是否會更加保守?

呂小慶:這個問題是肯定的。一是清和會的人數有95人,在日本自民黨內的人數是壓倒性的,比宏池會的41人要多出一倍多,產生的政治影響力也會大很多。二是安倍個人的活躍程度非常高,是日本政治史上罕見的退下來還如此積極進取、指手畫腳的前首相,可謂突破了日本此前的一些政治傳統。三是岸田文雄能夠當選首相本身可謂是帶有“原罪”的,背後少不了安倍派閥的支持,當然也難以擺脫安倍勢力的影響。

對此,我們既要看到日本對華政策走向保守的一面,同時也要看到中國力量對保守力量牽制的一面。因為中國和過去不一樣,我們有這個力量可以去正面影響日本對華保守的那一面,甚至我們應該有信心去主動塑造中日關係,要有這個意識。現在,中國不僅力量在變化,還始終堅持不忘初心,始終站在道德制高點上,面對中日關係,我們常說“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因此,我們可以大力提倡亞洲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讓日方明白,如果破壞中日關係,實際上就是對亞洲人民共同命運的破壞。

中評社記者:日本對中國的政府開發援助(ODA)在今年3月底結束,為約42年的歷史劃上句號。您怎麼看ODA結束對兩國關係的影響?

呂小慶:關於ODA,我本人就是親歷者,也是受益者,這首先要感謝日本對中國改革開放、尤其是經濟建設方面作出的重大貢獻,這是毫無疑問的。同時,我也必須指出ODA還有另外的兩個性質,一個它的政治性,一個它的經濟性,不談這兩個“附加”性質,日本對華ODA就是不完整的。它的政治性既有日本二戰後作為戰敗方贖罪的一面,也有日本從政治上和中國建立關係以取得向中方施加影響的方面。它的經濟性在於ODA僅有一小部分是無償援助,絕大部分是低息日元貸款,應該占比90%還多,但這個低息貸款對於當時的日本來說已經屬於高息貸款,所以總體來說它是獲利的。

ODA是隨著中國發展的線性變化而正常地結束的,因為我們知道中國的GDP總量已於2010年超過了日本,現在大約已經是中日本的4倍,隨著中國的發展,日本對中國的援助也一直在減少,這個過程是雙方互利,而不是單方施舍,對中日關係總體來講沒有什麼影響。

中評社記者:近年來,中日兩國民眾對彼此的好感度持續走低,您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何在?兩國民間交往應如何提振?

呂小慶:去年“北京——東京論壇”上,從中日兩國機構共同完成的“中日兩國國民對對方國家的好感度”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來看,對日本印象不好的中國人比例達到了66.1%,比2020年的調查結果(52.9%)有大幅上升,而日本民眾對華印象不好比例更是時隔5年再次突破了90%,達到了90.9%。

我認為,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還是日本國內的政治和輿論總抓住中國一些片面、負面來報道,其中一個焦點就是釣魚島。圍繞釣魚島領土主權爭端可謂是一個剛性的、結構性的問題,這是中日兩國的國民感情直線下降的主要根源之一。但我們必須看到,中方在釣魚島問題上對國民的輿論宣傳始終是克制的,但日方一直在挑起爭端,幾乎每天都在媒體報道“中國在侵犯日本領海……”云云,這是非常過分的,但目前我們還沒有比較好的辦法去約束、遏制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對其國民的誤導,我們只能做到對自己的國民保持相對的冷靜和克制。

有一種說法是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當中國GDP在2010年超過日本以後,日本沒有做好準備接受這個事實,是日本國民對華友好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對此,我完全不同意。第一,它不符合歷史,1945年,日本無條件向中國投降,中國作為戰勝國加入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這能說成是2010年中國才超過日本嗎?把這段極其重要的歷史視而不見,既對不起抗日戰爭犧牲的中國千百萬先烈,也是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幾代人付出的巨大努力的不尊重。我們不禁要反問,為什麼日本在1968年超過德國成為第二的時候,我們中國人就能坦然接受呢?所以我認為這種說辭不是理由,而主要是日本國內甚至國際炒作中國超過日本以後所謂“中國威脅論”的一個注腳。

這些年來,隨著我的親身經歷和後來不斷地追蹤了解,我認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日本聚焦喧染擴大中國國內的政治議題和社會議題,包括涉疆、涉藏和中國的國家治理、國民素質等問題。一個典型的案例是,2008年初中日之間發“毒餃子”事件,實際上,這是很孤立的一個刑事案件,但當時日本大肆渲染報道,詰問中國食品安全,甚至指責中方有意向日本國民“放毒”,這直接導致日本國民對中國的負面影響下幾個百分點。至於中國食品安全問題,的確是中國發展中遇到的問題,當應引起我們高度正視和大力改善,但這不能成為日方惡意無端攻擊中國的理由,更不可以為了體現和突顯日本民族的驕傲,而刻意醜化妖魔化中國,從而避免將某一個單獨事件嚴重影響兩國國民感情,這是錯位的。

另外要看到的是,中國國民對日本好感度目前快接近50%,而日本對華的好感度卻很低,這其中有一個巨大的溫度差,是很奇怪的一個現象。當然,這個裡面有積極的因素,包括中國老百姓的善良和中國主流媒體注重宣傳日本現代化和文明社會的一面,以及我們在釣魚島問題輿論上的克制。基於此認識和判斷,兩國國民感情的改善,主要還是要看日本方面的做法,特別是對於日本青年,需要進一步擴大他們對華的了解,不僅要看到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和我們國家治理的成績,也要讓日本青年知道中日關係問題的結症所在,從而去正面地面對歷史問題、領土問題、台灣問題,不去回避。

中評社記者: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您對未來中日關係的走向有何期待?

呂小慶:如果用十六個字總結的話,那就是“複雜多變、不容樂觀、主動作為、積極進取”。現在國際地緣政治複雜微妙,中日關係也的確遇到很多阻礙,很不樂觀,這是現實,但不能因為現實的困難我們就不去做,更應該主動作為和積極進取。

在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時候,我們應不忘初心,堅定不移地高舉三面旗幟:一是高舉中日友好的大旗;二是高舉共同維護地區安全和平的大旗;三是高舉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旗。

附:呂小慶: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副會長、前中國駐日大使館參贊,曾經長達11年在使館工作,是具有資深經驗經歷的外交官。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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