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俊恩:香港對YouTube投鼠忌器 當自主研發本地平台

2022-04-25
潘俊恩
城市智庫成員、立法會議員助理、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社會科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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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香港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如火如荼,YouTube突然於4月20日終止唯一候選人李家超的頻道「Johnlee2022」,使之無法於該平台宣傳。香港面對反制裁和尋找替代品等方案的討論,均顯示投鼠忌器的一面,歸因於西方媒介植根已深。香港當自主研發本地平台,避免受國際局勢制肘。

中美競秀,波及香港

中國與美國激烈的政治角力,使香港淪為高度政治化的「戰場」。中美關係是全球最重要、複雜和充滿挑戰的關係,中國作為「崛起強權」挑戰美國的「既有強權」,美國則以香港作為其中一個「邊陲矛盾」牽制中國。自2019年《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風波以來,經歷實施《香港國安法》和2021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皆是中國回應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舉措。是次選舉中,李家超作為北京屬意的候選人,勢必加強落實其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自然影響美國利用香港牽制中國的部署。YouTube母公司Google表示遵守美國相關的「制裁」,停用李家超的頻道,並非自我審查,因為不同私營機構的法律部門,對美國制裁的措施有不同的解讀,這亦解釋Meta Platforms繼續允許李家超使用Facebook和Instagram,但只限制使用收費服務的原因。Google較大機會是受到美國政府的壓力,用意不在影響李家超塵埃落定的選情,而是重申不會放棄干預香港事務,繼續回應中國的挑戰,利用強大的壟斷力左右香港民情,完美示範「言論自由」的雙重標準。中美競秀舞台的幕後,香港首當其衝,Google只是美國施壓的棋子。

妥協現況,投鼠忌器

面對YouTube制裁李家超,不少知名人士紛紛「譴責」YouTube,力度卻恰到好處。美國向Google施壓,干預是次選舉,「愛國者」理應毫無餘地樹立民族主義的旗幟,主張作出反制裁措施,卻罕見只作出不痛不癢的「譴責」,遑論刪除YouTube帳號。據Hootsuite和Weare.Social的「Digital Report 2020」報告指出,於2019年12月,16至64歲香港互聯網用戶的使用平台百份比,Facebook佔82%,YouTube佔81%,穩居榜首;而微信只佔54%,新浪微博只佔19%,抖音則只佔12%,敬陪末座。可見,Facebook和YouTube佔據香港網絡生態的領導地位。現時香港政治網絡紅人,大多得益於炙手可熱的Facebook和YouTube,獲得可觀的流量,賺取知名度,甚或從平台中收取廣告費,可謂名利雙收。當愛國主義與現實環境產生角力,政治網絡紅人只能流於「譴責」,有的更反表示要多用YouTube,實行「寸土必爭」,耐人尋味,正反映處於投鼠忌器的尷尬。

大陸平台,欠本地化

中國大陸平台作為西方平臺的替代品,因欠缺在地化,競爭力欠奉。面對YouTube制裁李家超,香港政治網絡紅人倡議使用中國大陸的平台作為替代品,未免過份樂觀。據Dragon Social的「中國十大最受歡迎的社群媒體網站」報告指出,微信和新浪微博穩佔中國大陸社群媒體的龍頭地位,然而根據「Digital Report 2020」,微信和新浪微博卻在香港遭遇迴異的結果。除網絡生態外,香港政治人物的服務對象理應是香港市民,而非中國大陸市民,選擇使用在香港歡迎程度較低的中國大陸平台,完全無的放矢。舉凡成功經營的海外媒體,必須經歷本地化,如中國大陸支付平台的支付寶和微信,均有屬於香港人的「錢包」,對接香港本地貨幣和市場。微信和新浪微博顯然未經歷香港本地化,競爭力不如他人。加之,中國大陸的網絡媒體言論審查嚴謹,官方「維護」網絡環境,主導爭議性議題的話語權,加上極端民族主義充斥的網絡生態,稍有不慎「失言」,容易導致「此內容因違規無法查看」。中國大陸平台因受眾面薄弱和現實限制,喪失在香港的媒體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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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水行舟,優勢欠奉

相對而言,中國大陸和美國較香港擁有較大的科技研發優勢。中國大陸科技研發公司大多擁有一系列配套,包括員工宿舍、交通補貼、加班補貼,加上濃厚的「加班文化」,有效提升員工研發產品的原動力;美國私人企業投資金額龐大,大多擁有創業家精神,動輒追加投資數千萬以上,為研發產品增加延續性和風險承擔力。反觀香港,科技研發氣氛薄弱不在話下,公營機構不作為,加上腐化的官僚體制注重形式主義,未能引進人才,遑論提高創新原動力。科學園作為香港科技創新的象徵,庸碌無為,科技產品成果欠奉,不少場所淪為分租辦公室的「地產用地」,與創新科技的理念背道而馳,可謂「大白象工程」。而且,政府所謂的「創業發展基金」缺乏對創業者的監管,容易導致項目夭折、私相授受支付薪金和濫用名義向銀行借貸等弊端。香港科技研發風氣薄弱,加之公營機構的腐化,導致止步不前。

研發平台,突破制肘

香港政府應積極作為,自主研發本地平台。在香港的營商環境,研發平台的成本最少需要港幣$350萬,能登大雅之堂者則需港幣$1000萬以上,研發團隊不少於20人,包括15人專注研發,5人負責行政和日常營運,研發與行政及營運人員的理想比例為3比1,從資料蒐集至成功研發產品約需要2年,另外預算廣告費約為成本的20%,即約港幣$200萬,進行推廣和售後服務。政府應採取公私營合作模式,主動介入科技創新市場,投資或入股私人機構作為股東,既能引進資金增加研發資本,又可以監管進度,杜絕冗員和散漫之風。上述成本之於政府庫房乃九牛一毛,與其投資「大白象工程」,倒不如採取實用主義,投資私人機構,嚴格落實平台研發。香港的本地平台必須佔據主導地位,才能對抗西方媒體肆意制裁本地政要的手段,杜絕外國勢力干預,亦能避免以中國大陸媒體作為替代品,將極端民族主義和篩選言論的影響力降至最低。香港必須排除萬難,研發本地平台,突破國際環境的限制,使政治專責民生。

總而言之,是次YouTube制裁李家超,突顯香港「我為魚肉」的困境。香港必須自強於科技創新,自主研發本地平台,主導本地事務的討論,打破西方媒體的壟斷,以及避免以中國大陸媒體作為替代品,突破國際衝突的制肘,無需投鼠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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