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智庫:民進黨分離主義的三大目標

2022-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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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教授沈惠平博士、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碩士研究生曾楊雪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7月號發表專文《民進黨分離主義的三大目標》,作者認為:民進黨分離主義的目標可分為“政治台獨”“經濟台獨”和“文化台獨”三大方面。“政治台獨”是指民進黨企圖通過解構一個中國原則,以“立法”或“公投”等方式讓台灣地區成為一個事實與法理都“獨立”的“主權國家”。在“政治台獨”難以實現的情况下,民進黨企圖通過推行“南向政策”或“新南向政策”等擺脱依賴祖國大陸的“經濟台獨”。不過這樣的企圖是没法得逞的。因此之故,民進黨把目光轉向思想文化領域,企圖通過在歷史、文化等領域的“文化台獨”,割裂台灣與祖國的歷史文化聯繫,為政治上、法律上的“台獨”奠定基礎。文章內容如下:

民進黨長期推動“台灣本土化”或“去中國化”的分離主義運動〔1〕,其目標是要全面清除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教育等領域的中國元素。换言之,民進黨分離主義的目標是要去除根深於台灣土地上的中國意識及其背後的中國元素,因而將一切與中國有關的政治、歷史、文化等元素或符號視為對立面,如對“孫中山”“蔣介石”,以及有“中國”字眼的各類名稱,甚至對中國國民黨這個政黨都抱有相當敵意,急欲去之而後快。〔2〕具體而言,民進黨分離主義的目標可以分成政治、經濟及文化三大方面。

  一、“政治台獨”

  民進黨分離主義的首要目標是“政治台獨”,也就是民進黨在政治上欲實現的終極目標,即解構一個中國原則,以“立法”或“公投”等方式讓台灣地區成為一個事實與法理都“獨立”的“主權國家”。
1、“政治台獨”的意涵

  “政治台獨”是“台獨”的本來屬性,也是“台獨”的原初形態。它在學理上很難獲得一個精確的定義,因為“政治台獨”包羅了“台獨”的萬象,涉及到以實現政治上“獨立”所需要具備的各類內外要素和實踐方式。〔3〕易言之,所有的“台獨”主張,其最終目的都是“政治台獨”——使“台灣獨立”在國際社會及島內社會中取得高度的正當性。“政治台獨”成敗的關鍵,在於實質上“台灣主權獨立”能否獲得夠高的正當性,使絶大多數台灣民眾確信台灣與中國大陸在法理上毫無關係。至於形式上有没有换“國號”(正名)、有没有改“憲法”(不論“修憲”或“制憲”),都祗是“政治台獨”的落實手段之一,並非其必要條件。民進黨“台獨黨綱”的核心目標是“建立‘台灣共和國’”,是典型的“政治台獨”。民進黨的分離主義主張,並非僅僅體現在1991年的“台獨黨綱”中。1999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和2007年的“正常‘國家’決議文”均是具有分離主義內容的政黨文件,它們與“台獨黨綱”具有相同性質和同等效力。一般認為,“台灣前途決議文”是對“台獨黨綱”的進一步詮釋,“正常‘國家’決議文”的“政治台獨”色彩最濃。

  “政治台獨”這一目標從法理層面即稱為“法理台獨”,或是在政治上推行隱性的“法理台獨”。所謂“法理台獨”,就是民進黨以所謂“憲法”和“法律”形式,打著“民主”的招牌,通過“公民投票”的方式,達到“憲政改造”或“制定新憲”的目的,為“台獨”提供“法律”支撐,從而改變台灣和大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達到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結果。〔4〕“‘法理台獨’的本質就在於,它要徹底地終結法統、改變法源,切斷台灣與祖國大陸之間在領土與主權方面的聯結,最終在台灣建立一個‘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主權國家’。”〔5〕具體來說,“法理台獨”的核心內容就是在所謂“新憲”裡重新定義台灣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界定其“領土”為台、澎、金、馬和人口為2300萬。即在國際法和“國內法”的體系上,都確認“台灣”與“中國”擁有各自獨立、彼此平等、不相隸屬的“主權”,因此,台灣在中國之外自成一個“獨立國家”,而兩岸關係的性質即是“國際關係”。“‘法理台獨’的核心目標,不在‘憲法’‘國號’這些形式,而是要使島內社會和國際社會對‘台獨’的正當性形成‘法的信念’。”〔6〕

  2、實現“政治台獨”的方式

  首先,實現全盤“本土化”和“台灣化”。一般認為,台灣“本土化”運動始於上世紀70年代末蔣經國全面掌權時期。當時國民黨當局出於鞏固政權的目的而推行政治“本土化”,開始大量啟用台灣本土籍“精英”人物,國民黨以外人士則抓住機會打著“本土化”旗幟積極開展黨外運動。民進黨將分離主義訴求與“本土”身份認同結合起來,為“本土”身份加賦了道德色彩。於是,以前主要應用於人類學和社會學理論分析的“本土”概念被加賦了政治和道德意涵。這種倫理建構主要體現在“台灣主體意識”的想象及其與台灣“主權”的連接上。〔7〕尤其是民進黨上台後,通過“立法”“修法”活動,逐步強化台灣地區“法律體系”中的“本土化”因素,推動台灣民眾“國家認同”觀念的轉變。在弱化“法律體系”中的一個中國規範約束力的同時,台當局還通過各種形式的“立法”活動,將台灣地區政治轉型過程中呈現出的“本土化”因素融入“法律體系”當中。〔8〕例如蔡英文上台後,民進黨當局立即廢除馬英九執政後期所進行的“課綱微調”、重塑“台灣主體意識”,以及推動“本土化”運動的再扎根,其目的企圖是透過徹底的“去中國化”,使台灣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進而推動實際的“法理台獨”,在國際法上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其次,不遺餘力地推動“憲改”和“公投”。陳水扁上台後,民進黨將“制憲”“公投”等“法理台獨”基本形式付諸實踐,不斷昇級“法理台獨”的冒險活動。如果說李登輝的“兩國論”和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祗是政策上的宣示,那麼,2003年11月27日“公投法”的通過,則標誌著“政治台獨”具有了合法的依據。在2004年大選中,陳水扁啟動“公投法”第十七條的所謂“防禦性條款”,在大選當天同步舉行了台灣歷史上第一次“公投”。“陳水扁連任後為了擺脱倒扁危機,轉移民眾的視線,高調推動‘制憲’,在出席‘台獨’大佬辜寬敏的壽辰時,大談‘第二共和憲法’。他表示要參考辜寬敏的建議,凍結目前的‘憲法’,制定符合台灣現狀的‘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憲法’,強調實施時機是現在進行式。”〔9〕雖然蔡英文上台後不會像陳水扁一樣明目張膽地搞“法理台獨”,但以政治改革為名,謀求實質修改“憲法”,降低“修憲”“公投”門檻,降低投票年齡,修改選舉制度,為進一步修改“固有領土疆域”和“國旗”“國號”“國歌”等做準備。“這是一種變相‘法理台獨論’,即推動‘準法理台獨’與‘釋憲台獨’。”〔10〕很顯然,民進黨長期致力於在“憲制”層面以諸如“制憲”“修憲”“釋憲”等方式,推動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解構,目的是為了實現“政治台獨”。

  最後,完成台灣的“國家化建構”。“台灣是(或應當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是民進黨分離主義的核心觀點,而實現台灣的“國家化建構”則構成實現這一目標具體過程的本質性描述。所謂台灣的“國家化建構”,其核心在於通過一系列政治行為和法律規範,將原本祗是一個國家組成部分的台灣,從內、外兩個層面對其進行“主權獨立國家”的外形包裝。一方面,在推動“憲政改革”的過程中,民進黨不斷強調台灣民眾直選“總統”和“立委”的“主權”建構意義,完成台灣“國家化”的內生性建構;另一方面,在外事活動中,民進黨不斷強調“台灣”與“中國”的區隔性,以及“台灣”與“中華民國”的等同性,完成台灣“國家化”的外生性建構。〔11〕也就是說,民進黨除了在“憲制”層面推動“法理台獨”活動外,還積極致力於從台灣地區“法律體系”切入,推動完成所謂“台灣國家化”建構的“法律規範”確認。即通過“立法”“修法”活動,以“法律”虚置“憲法”,達到逐步弱化台灣地區“法律體系”中的一個中國規範約束力的目的〔12〕。簡言之,民進黨企圖以各類法律規範為載體,強化“台灣國家化”建構,賦予台灣民眾以“台灣人”的法律身份,從國際法層面彰顯“台灣”的“主權國家”地位,以此為“政治台獨”提供法理支撐。

  總之,民進黨的最終目標是實現“政治台獨”,其標誌是徹底廢除“中華民國憲法”,制定並通過“新憲法”。也就是說,民進黨企圖通過“修憲”或“制憲”等途徑來改變台灣的“法律地位”、完成台灣的“國家化”,使台灣“由不是國家的狀態變成一個所謂的‘正常國家’”〔13〕。不過,由於“政治台獨”或“法理台獨”將直接踩到《反分裂國家法》的底線,因此民進黨即使在完全執政的情况下也不敢明目張膽地宣示,祗能透過漸進式的“台獨”行徑聊以自慰。

  二、“經濟台獨”

  民進黨內始終存在著一股力阻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暗流,懼怕“台灣經濟過分依賴於大陸”,導致從經濟整合步向政治統一,而損害“獨立建國”事業〔14〕,於是提出了諸如“南下戰略”“新南向政策”等經濟替代戰略,試圖將台灣的投資與經貿合作的重點轉向東南亞國家以獲取經濟增長新空間,同時有效减低對大陸的市場與政治依賴。
1、“經濟台獨”的意涵

  “經濟台獨”是兩岸經貿交往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在兩岸隔絶時期,經貿交往停滯,兩岸在各自的體系內發展經濟,因而不可能產生“經濟台獨”這一“台獨形式”。1987年兩岸恢復接觸後,台灣地區對大陸投資日益增多,大陸在人力成本、市場前景、政策優惠和發展空間上的優勢,引發了台灣的產業轉移。特别是進入21世紀以來,祖國大陸和台灣的經濟實力對比出現“反轉”,祖國大陸在經濟規模、消費能力和發展速度上,已經對台灣形成絶對優勢,台灣對祖國大陸的經濟依賴日漸加深。在這一情勢下,“台獨”的經濟基礎逐漸喪失,一些主張“台獨”的勢力和人物開始提出“經濟台獨”的思想,意圖擺脱台灣經濟對於中國大陸的依賴,重塑“台獨”的經濟基礎。〔15〕無論是陳水扁念兹在兹的“南向政策”,還是蔡英文提出的“新南向政策”,都是希望將台灣經濟從對於大陸的依賴中解脱出來,為台灣經濟尋找新的出路和著力點。2002年8月,陳水扁當局提出了《南向政策行動綱領草案》,正式啟動第三輪“南向政策”〔16〕,其主要目的是為配合“台灣要走自己的路”的“台獨”戰略:“即通過鼓勵台商投資東南亞,分散台商對中國大陸投資,避免台灣經濟對大陸的過度依賴,為未來台灣獨立創造條件。”〔17〕陳水扁當局試圖以此“戰略”弱化台灣與大陸的經貿關係,降低兩岸經濟的依存度,增加其在兩岸關係中的籌碼,為實施其“台獨”政治服務。

  2016年蔡英文上台後推行“新南向政策”,試圖擺脱政治孤立和大陸政治、經濟影響力。“蔡英文所提出的‘新南向政策’,分解台灣對大陸經貿依存‘風險’的意圖十分明顯,甚至隱含著‘經濟去中國化’的政治企圖,以阻斷兩岸經濟融合的趨勢。”〔18〕也就是說,蔡英文執政後,民進黨當局圍繞如何建構、維護“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這一“台獨”主軸來設計其所有的兩岸政策論述、兩岸關係發展以及兩岸經貿往來與涉外戰略等。“新南向政策”的核心與長遠目標就是為最終“脱離中國”、實現台灣“獨立”創造條件,因此可以視為經濟上“遠中脱中”的“經濟台獨”,與“文化台獨”“政治台獨”共同構成蔡英文的“台獨路線圖”。〔19〕簡言之,民進黨面對祖國大陸快速經濟崛起、台商大量投資內地及兩岸經貿來往日益深化的局面,有一種自然而然的政治恐慌,害怕兩岸之間因過強的經濟關聯而導致政治被嚴重套牢。“因此之故,民進黨一直在尋求所謂的‘台灣經濟自主性’,即台灣經濟相對於大陸市場的依賴性被控制和减低到一個可預測和可調節的範圍之內,不使經濟關聯和利益互持對台灣政治決策產生結構性影響。”〔20〕

  2、實現“經濟台獨”的方式

  首先,推行“南下戰略”“新南向政策”等經濟替代戰略。陳水扁上台後,民進黨當局延續李登輝時期的鼓勵台商回台灣投資的“回收戰略”與所謂的“南下戰略”。為達到逐步减少對祖國大陸經濟的依賴,陳水扁當局於2005年出台了所謂的“台商返台灣投資奬勵措施”,試圖通過税收减免政策等,吸引已經到大陸投資的台商撤資而回到台灣投資。2016年民進黨重新執政後,迫不及待地推出“新南向政策”。在民進黨當局看來,馬英九執政時期與大陸走得太近,過分依賴大陸市場,要與大陸相區隔,就必須首先减少兩岸經貿往來,“不讓市場過度依賴中國”〔21〕。民進黨當局推行“新南向政策”基於以下兩方面的考慮:一是在經濟層面上,鑒於大陸經濟發展對台灣地區“磁吸”效應增加的現實和東南亞、南亞地區經濟發展日益蓬勃興盛,促使民進黨當局強化與這些國家的經貿往來,以提振台灣地區經濟與减輕對大陸經濟依賴;二是在政治層面上,民進黨當局至今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在與中國大陸的關係降至歷史低點、台當局日趨孤立的局面下,其希望“以經促政”,在與“新南向政策”目標國家經貿往來、人文交流過程中逐步發展為“外交關係”以找到政治上的突破點。〔22〕簡言之,民進黨當局推行“南下戰略”或“新南向政策”表面看是為台灣經濟轉型尋求出路,但其實質是為了弱化兩岸業已形成的經濟聯繫,以减輕對大陸的依賴。
其次,企圖與祖國大陸“經濟脱鈎”。民進黨一直將台灣經濟低迷等原因歸咎於祖國大陸,誣稱祖國大陸“透過國家力量補貼與扶植特定產業,更讓台灣企業受到嚴重衝擊,且日益以大陸為核心”;渲染祖國大陸對台的影響力日深,“已經有系統、有組織地深入台灣社會各階層,尤其是以國營企業為主的中資來台,往往並非純粹商業考慮,不僅引發‘國安’問題,也使台灣日積月纍的商業文明與社會基礎受到侵蝕”〔23〕。2016年蔡英文上台後,在就職講話中明確提出“告别過去以往過度依賴單一市場現象”的主張,是謀求兩岸經濟“脱鈎”的重要訊號。蔡英文用“告别”一詞,就宣告了民進黨當局有意切斷兩岸經濟往來、要兩岸經濟“脱鈎”之意,即企圖尋求“經濟台獨”。〔24〕2020年蔡英文連任後強調要全力、全方位投入供應鏈的重組,打造新台灣經濟,實際上仍然延續了其上任迄今的經濟“脱中”策略。“通過借助中美競争加劇和疫情導致全球供應鏈重組的國際環境大變動,推動‘台商回流政策’‘新南向政策’和謀求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經濟關係擺脱對中國大陸的經濟依賴,實現其經濟‘脱中’的目的。”〔25〕簡言之,不論是陳水扁還是蔡英文上台執政,民進黨當局均企圖推動台灣經濟脱離與大陸經濟的緊密聯繫。但台灣要想改善與發展經濟,“必須倚靠大陸市場,‘脱鈎’純粹是個僞命題”〔26〕。

  最後,謀求美國支持其“經濟台獨”。民進黨一直試圖以政策力量對抗兩岸間密切的經濟關係,以經濟上的“去中國化”换取依附美國的政治資本,以兩岸間經濟“脱鈎”帶動島內文化、社會等領域的“全面脱鈎”,政治目的昭然若揭,即如果“經濟台獨”得逞,其實現“法理台獨”夢就為期不遠。蔡英文上台後,民進黨當局緊隨美國脚步、傚仿美國與中國“脱鈎”的強力做法和手段,如召回製造業回台、與美重組供應鏈等,干擾了台商的判斷和選擇,降低了兩岸產業間的聯繫,對兩岸經濟關係造成了不可忽視的損害。同時,包括台積電在內的島內企業配合美國要求,從產業上端的技術、中端的製造、下端的市場與中國大陸進行產業“脱鈎”。此外,受制於美國的威懾,台灣信息通信業廠商也是抱團從大陸加速撤資,僅2019年就向外轉移10個百分點的產能,兩岸間的產業聯繫進一步被隔斷。〔27〕簡言之,民進黨當局將“反中親美”作為“新經濟發展模式”政策的主軸,推行一條“拒斥大陸,靠向美國”的“經濟台獨”路線。“但民進黨堅持以意識形態掛帥,以分離主義思維規劃發展路徑,其‘拒斥大陸,靠向美國’的經濟發展路線背離了兩岸經濟合作發展的大趨勢,屬於典型的‘開錯藥方’,未來成效難言樂觀。”〔28〕

  總之,民進黨一直不願看到台灣經濟過於依賴祖國大陸,更不願看到兩岸經濟聯繫不斷密切,從而推動政治上走向統一。無論是“南下戰略”還是“新南向政策”,其出發點不是建立在單純的區域經濟發展布局基礎上的,而是以“告别以往過度依賴單一(大陸)市場現象為目標的,旨在推動‘遠中脱中’,是‘經濟台獨’的集中表現”〔29〕。但數十年來兩岸經貿合作形成的結構穩定而牢固,兩岸產業鏈存在不可替代的緊密關係,如此強大的客觀現實讓所謂“經濟台獨”之路行不通。民進黨當局妄圖與大陸搞經貿切割,嚴重違背經濟規律,妄圖繞開大陸無異於“經濟自殺”。
三、“文化台獨”

  在“政治台獨”“經濟台獨”等已經無路可走的情勢下,民進黨試圖通過“文化台獨”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所謂“文化台獨”是一種以確立“台灣主體性”為價值取向,以“去中國化”為顯著特徵,為“政治台獨”製造輿論和理論基礎的社會文化思潮。它也是人們對以民進黨為首的分離主義勢力在文化領域推動“台灣獨立”的言行的總稱。〔30〕長期以來,“文化台獨”都是民進黨主要的指導方針和政治路線之一,同時也是民進黨分離主義的重要目標之一。

  1、“文化台獨”的意涵

  “文化台獨”是一種從歷史、文化、教育、意識形態、社會生活等領域削弱甚至切斷台灣與祖國大陸的聯繫,建構、培植以“台灣獨立”為“主體”的歷史、文化、民族和國家認同的思潮和行為。“其目的就是反對區域性的台灣文化是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企圖從文化體系上把台灣文化從中華文化中剥離出去,進而為台灣脱離中國奠定一定基礎。所以‘文化台獨’本質上就是要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最終達到‘台灣獨立’的目的。”〔31〕民進黨試圖通過文化教育和大眾傳媒等機制,以意識形態的灌輸和輿論宣傳的導向在文化、歷史等方面推動“去中國化”,塑造所謂的“台灣主體性”,營造“台灣‘獨立建國’”的合理性、正當性,在文化領域推行為分離主義路線服務的政策。易言之,“文化台獨”本質上企圖從歷史、文化領域借助“本土化”的名義而極力推行“去中國化”,割裂台灣與中國的歷史、文化聯繫,反對和清除對中國的歷史、文化認同。因此,在“一個中國”概念中不僅要去除政治、法律的涵義,而且必須進一步去除文化、歷史的涵義,為政治上、法律上的分離主義路線奠定基礎。

  “文化台獨”的核心是歪曲、篡改台灣歷史,“蓄意把台灣史與中國史分割甚至對立起來”。早在1994年底,在民進黨“立委”主導下,“立法院”通過了一個名為“台灣史應成為‘本國’正統歷史”的臨時提案,要求“教育部”予以貫徹。民進黨“立委”在討論該提案時,極力鼓吹歷史教材“應分為台灣史、中國史”,並“以台灣史為主體”,改變過去教科書中把台灣論述成“中國化、正統化、工具化、典範化”的狀况,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觀”云云。〔32〕2000年陳水扁上台後,民進黨當局所屬的“國立編譯館”立即推出了一套初中一年級新教科書《認識台灣》,宣揚“脱中國化意識”,鼓吹“台灣主體意識”;此後,相繼出台諸如用通用拼音取代漢語拼音、公務員考試用閩南語出題、將中學歷史中明朝以後的歷史放進世界史教學等一系列措施,以“擺脱大中國意識的籠罩,努力建立台灣的主體意識”。“這些措施都是通過有計劃、有目的地在教育領域推動‘意識形態台灣化’,培育以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為核心的‘歷史觀、文化觀、民族觀與‘國家’觀’。”〔33〕2016年蔡英文上台後,民進黨當局試圖通過切割兩岸共同歷史文化的“去中國化”教科書,培養青少年的“分離史觀”和“台獨”思想,使台灣青年不認同中國與中華文化,並大力宣揚“台灣意識”“台灣主體意識”,以達到否定“一個中國”、讓廣大青少年成為其“漸進式台獨”後備軍之目的。〔34〕概言之,“文化台獨”意在否定中國歷史是台灣歷史之源,否定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之主體,否定台灣人是中國人,其實質是在歷史、文化、民族和國家認同上否定一個中國原則,為“台灣‘獨立建國’”鋪路。
2、實現“文化台獨”的方式

  首先,虚構一種獨立的“台灣文化”。民進黨一直試圖通過強調“台灣本土文化”“台灣文化主體性”等,分割“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內在聯繫,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文化和教育觀念”,切斷台灣同胞的歷史記憶和文化情感,進而形成“台灣的‘國家’認同觀”〔35〕,為“台灣獨立建國”培植文化基礎和精神基礎。為達到這一目的,“他們刻意矮化中國文化,強調所謂台灣文化的‘獨立性’和‘優越性’。鼓吹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不同,台灣是‘海洋文化’,中國是‘大陸文化’;主張台灣文化的多元性,中國文化祗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污衊中國文化是‘落後’的,必須加以‘淘汰’或‘徹底抛棄’”〔36〕。陳水扁曾在多個場合散佈諸如“台灣文化不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分支”“台灣應成為南島語系的中心”等誤導性言論;甚至抛出“台灣最早住民是矮黑人”“原住民源自南島語系”等歷史虚無主義論調。〔37〕蔡英文上台後,民進黨當局把突出“台灣主體性”,強調“多元化”,以及構建“台灣新文化”作為其推進“文化台獨”的主要策略。〔38〕例如,新版高中《台灣史》重在截斷“中華文化”的起源。在講述台灣民間信仰、風俗習慣、宗教倫理、傳統藝術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情况時,祗是一味強調台灣所謂“多元文化”,以此否定台灣文化以“中華文化”為主流與核心價值的事實,企圖以此割斷兩岸文脈關係。〔39〕簡言之,民進黨片面虚化中國文化在台灣文化中的地位,鼓吹“一種獨立的台灣文化”,企圖製造“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的對立,從而為“台灣‘獨立建國’”培植文化基礎和精神基礎。

  其次,改造台灣民眾的“文化認同”。“本土化教育”是民進黨從歷史教育、文化教育方面進行的“去中國化”教育,而“鄉土教學”是其推行“本土化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2001年,陳水扁當局公佈的“本土化教育”政策規定,中小學專設“鄉土語言”課,中、小學生必須在客家話、閩南話、原住民話中選修一種,以此冲淡和弱化與普通話接近的“國語”在台灣的地位。2002年,民進黨當局要求台灣學生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提前實施鄉土語言閩南語、客家語的“音標符號”系統教學,以圖進一步切斷台灣與祖國大陸的文化紐帶。蔡英文上台後,民進黨當局更深入改造台灣民眾的“文化認同”,主要表現為重新定義“國語”和“國文”。一方面,通過“立法”,將“國語(漢語)”貶為“華語”,與閩南話、客家話、少數民族語言等並列為平行通用的“官方語言”;另一方面,設立“閩南語公共電視台”等,在媒體、學校推廣“弱勢母語”,還把日語混入“客語認證詞彚資料庫”。同時,在新課綱的語文部分,大幅降低文言文在教學中的比例,不再以“四書”作為價值基礎,去除“唐宋八大家”的經典文章,甚至為迎合“台灣主體意識”,將《大甲婦》等一些冷僻古怪、品質粗劣的“台灣古詩文”和“灣生”日本人寫作的文言文列為備選。〔40〕簡言之,“文化台獨”的本質是民進黨分離主義的扎根策略,它主要以教育為手段,以潛移默化方式改變台灣民眾的文化及政治認同,企圖使台灣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進而推動實際的“法理台獨”,在國際法上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最後,抹去台灣的“中國印記”。陳水扁執政期間曾經試圖抹去台灣民眾心中的“中國符號”,將海外僑胞區分為“華僑”“台僑”,將加入美國國籍的台胞稱為“台美人”而不稱為“美籍華人”,企圖以“台僑”取代“華僑”,切割台灣與中國海外僑胞的歷史淵源與關係,切割台灣人與中國人的關係;加緊清除象徵中國的各種標誌、口號、符號、特徵、圖案和名稱,在護照上加注“台灣”英文字樣,更换“新聞局”局徽,企圖將台北故宫博物院改名為“福爾摩莎博物館”等,妄圖從稱謂上給世人造成“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台灣不屬於中國的印象。為加快推動“文化台獨”,陳水扁當局還鼓動公立大學將原有的中文系歸併至外國文學系,用文學鼓吹“台獨”,設立“台灣文學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蔡英文上台後,民進黨當局企圖建構以“台灣”為核心的文化、民族與“國家”認同,從歷史觀、文化觀、民族觀上,向台灣民眾灌輸“台灣‘獨立’意識”,改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地位,為“政治台獨”尋找突破口。同時,民進黨推動制定“文化基本法”,其中提出“台灣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旨在落實、強化、推動台灣“文化主體性”,公開利用法律手段推動“文化台獨”。簡言之,民進黨片面強調台灣文化的特殊性及“主體性”,推行“台獨史觀”與“殖民史觀”課綱,有計劃地消除台灣社會的中國或中華文化象徵、符號與標識,大搞“去中華化”,造成“中國”符號在台灣地區的式微,而“台灣”符號興起,原來屬於台灣本鄉本土的地方意識和地方文化,被強硬地添附上“國家”的意涵。其實質是從根源上割斷台灣與祖國的天然聯繫,從而達到拒絶認同“一個中國”、抗拒統一的目的。

  總之,在“法理台獨”等難以實現的情况下,民進黨一直推動“文化台獨”先行,從歷史、文化、教育、意識形態、象徵、符號、標識等多方面,推動“去中國化”“去中華化”及塑造“台灣國”歷史、文化、教育、觀念意識等一系列政策,割斷台灣與祖國的文化關係,製造“台灣本土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對立,意圖從根本上改變台灣人的“國家認同”,然後藉此達到台灣走向“政治台獨”的目的。尤其是蔡英文上台後,民進黨當局從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弱化和切斷台灣與大陸的歷史連結,使得“去中國化”成為台灣新時期的一種“文化正確”和“政治正確”,這將會使台灣與大陸形成對抗關係,甚至可能將兩岸關係推入戰火的熔爐。

  四、結語

  民進黨分離主義的目標可分為政治、經濟與文化三大方面。“政治台獨”“經濟台獨”和“文化台獨”三者相輔相成,相互影響。在“政治台獨”難以實現的情况下,民進黨企圖通過推行“南向政策”或“新南向政策”等擺脱依賴祖國大陸的“經濟台獨”。“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與李登輝、陳水扁曾經主張的‘南下政策’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其目的就是在經濟上减少與大陸的聯繫……實現經濟上‘脱中’。”〔41〕不過這樣的企圖是没法得逞的。因此之故,民進黨把目光轉向思想文化領域,企圖通過在歷史、文化等領域的“去中國化”,割裂台灣與祖國的歷史文化聯繫,為政治上、法律上的“台獨”奠定基礎。當然,這樣的企圖也是不可能得逞的。“‘文化台獨’是對台灣民眾的精神洗腦,可以說是‘台獨’的心靈工程,通過扭曲、改變台灣民眾的歷史觀和文化認同,進而扭曲台灣民眾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從意識形態深層次搞亂人心。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抛棄或者背叛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僅不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場歷史悲劇,因此‘文化台獨’等形形色色的‘台獨’分裂行徑圖謀注定將以失敗告終。”〔42〕
註釋:

  〔1〕參閱沈惠平、李偉杰:《現階段民進黨分離主義的表現及特徵》,《中國評論》2021年第12期。

  〔2〕陳先才著:《“台獨”風險》,九州出版社,2019年版,第23頁。

  〔3〕祝捷:《“台獨”的推進策略和七種形式》,《中國評論》2016年第12期。

  〔4〕張春英:《“法理台獨”的歷史溯源及當代表現》,《學習與實踐》2008年第1期,第96頁。

  〔5〕徐鋒:《“法理台獨”與台灣政黨政治的新發展》,《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第68頁。

  〔6〕石佳音:《論蔡英文的“法理台獨3.0”》,載李振廣主編:《論“台獨”的危害》,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第147頁。

  〔7〕陳星著:《民進黨結構與行為研究》,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頁。

  〔8〕段磊:《論“法理台獨”實踐樣態》,《現代台灣研究》2018年第6期,第46頁。

  〔9〕李道湘:《論影響兩岸和平發展的兩種因素》,《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第42頁。

  〔10〕周天柱:《淺析“台獨民粹主義”的特徵、形態及對策思考》,《中國評論》2020年第6期。

  〔11〕段磊:《“法理台獨”概念體系論》,《台灣研究》2019年第3期,第28頁。

  〔12〕段磊:《論“法理台獨”實踐樣態》,《現代台灣研究》2018年第6期,第46頁。

  〔13〕陳先才著:《“台獨”風險》,九州出版社,2019年版,第29頁。

  〔14〕林勁:《民進黨政治主張走向的內在原因》,《台灣研究集刊》1993年第1期,第29頁。

  〔15〕祝捷:《“台獨”的推進策略和七種形式》,《中國評論》2016年第12期。

  〔16〕自1993年以來台灣方面一直在推動“南向政策”。1994年,台灣當局提出並實施了第一輪“南向”政策,但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衝擊下,東南亞地區金融形勢不穩、經濟衰退、市場需求嚴重疲軟,在東南亞投資的台商、尤其是中小企業遭受了嚴重經濟損失,並在較長時間裡面臨了空前的經營困難,台灣島內因此展開了一場“南向”與“西進”的激烈論戰。此後,台灣當局極力鼓吹“南向第二春”,1998年3月,台當局通過了加強推動對東南亞經貿的具體措施,推動第二輪“南向政策”。不過,台商對此普遍持消極態度,使得台灣企業對東南亞投資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大幅度縮减,第二輪“南向政策”以失敗而告終。簡言之,李登輝當局推出“南向政策”,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將台商對大陸的投資分流到東南亞地區,擺脱“對大陸市場的依賴”,但皆以失敗告終。

  〔17〕劉青建:《對台灣“南向政策”失效的分析與思考》,《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8年第12期,第65頁。

  〔18〕劉相平:《“新南向政策”不能去中國化》,《兩岸關係》2016年第4期,第42頁。

  〔19〕王建民、陳麗麗:《蔡英文“新南向政策”的主要目標與前景展望》,《中國評論》2016年第11期。

  〔20〕田飛龍:《“文化台獨”“新南向”與分裂政治》,載李振廣主編:《論“台獨”的危害》,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頁。

  〔21〕《蔡英文接受日媒訪問 不讓市場過度依賴中國》,中評社台北2021年8月10日電,http://www.crntt.com/doc/7_0_106154521_1_0810103752.html

  〔22〕劉相平:《“新南向政策”不能去中國化》,《兩岸關係》2016年第4期,第42頁。

  〔23〕曹駿:《“檢討紀要”再度暴露民進黨的“台獨”本質》,《統一論壇》2014年第1期,第43頁。

  〔24〕王建民、倪霞:《台海形勢變局之下如何認識與推進兩岸融合發展》,《統一論壇》2020年第6期,第9頁。

  〔25〕黨俊:《蔡英文“台獨”動作評析》,《統一論壇》2021年第1期,第50頁。

  〔26〕汪靈犀:《鼓吹“兩岸脱鈎”,民進黨自尋末路》,《團結報》2020年9月12日,第3版。

  〔27〕劉玉人:《“脱鈎”與聯動:兩岸經濟關係的特點與走向探析》,《台海研究》2021年第2期,第39頁。

  〔28〕謝楠:《蔡英文“新經濟發展模式”評析》,《統一論壇》2015年第4期,第33頁。

  〔29〕王鍵:《民進黨“新南向政策”與台日合作》,《東北亞學刊》2017年第5期,第11頁。

  〔30〕趙勇著:《台灣政治轉型與分離傾向》,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頁。

  〔31〕李立:《略論“文化台獨”》,載李振廣主編:《論“台獨”的危害》,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第82頁。

  〔32〕徐博東著:《透析台灣民進黨》,台海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頁。

  〔33〕陳星著:《民進黨結構與行為研究》,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頁。

  〔34〕湛玉釗:《民進黨執政後兩岸政策及對兩岸關係的影響》,《現代台灣研究》2016年第5期,第40頁。

  〔35〕胡謙:《台灣當局“文化台獨”透視》,《統一論壇》2007年第4期,第49頁。

  〔36〕趙勇著:《台灣政治轉型與分離傾向》,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153頁。

  〔37〕方錦程:《台灣“本土化”的演進及影響——政權運作的視角》,《台灣研究》2020年第6期,第58頁。

  〔38〕郭震遠:《蔡英文推進“文化台獨”的特點、影響和前景》,《中國評論》2017年第11期。

  〔39〕周天柱:《民進黨又對台灣青少年下“獨”手》,《中國評論》2019年第11期。

  〔40〕劉匡宇:《“去中國化”走入“最後一里路”——透視蔡英文的“文化台獨2.0”系統工程》,《世界知識》2017年第18期,第63頁。

  〔41〕陳先才、張萱妍:《民進黨當局“新南向政策”:形成、實施與困境》,《閩台關係研究》2020年第3期,第46頁。

  〔42〕鞠海濤:《“文化台獨”注定將以失敗告終》,中評社北京2017年12月22日電,http://www.crntt.com/doc/7_0_104917533_1_12220037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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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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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慧良  2022-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