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祥:戈爾巴喬夫的香港啟示錄

2022-09-06
陳國祥
台灣資深媒體人、 香港傳媒主筆協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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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最後一位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之死重如泰山,全球熱議不絕,但不同陣營對他的功過評價截然不同。從他的改革失敗獲益良多的西方國家對他高度評價,因他的錯誤領導而喪失帝國的俄羅斯對他貶抑至極,從他的失敗經驗記取教訓而順利推進改革的中國則認為他傻得可悲。

他是一位動機良善、魄力十足而徹底失敗的改革者。失敗的關鍵在於他急切地雙箭齊發,甚至是政治先行,但經濟追趕不及,結果造成大禍患。同時,他過度信任西方國家,以為西方的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制度不僅堪為蘇聯效法,且跟他同樣懷抱和平理想,可以攜手共創國際新秩序。結果他被誤導與誘騙了。

他的改革初衷是要解救僵化而趨於衰敗的蘇聯,結果卻將其推入火坑;他是蘇聯的終結者,被譏為美國與西方的協力者;他被視為大無畏的改革者,卻被中國視為改革的反面教材。他以自己的無能成就了歷史的英名,卻在本國與中國留下惡名。他創造了歷史,但當時他並不知道創造了怎麼樣的歷史;他改變了國際秩序,但當時並不知道世界將走向何方。

戈爾巴喬夫不是一個深謀遠慮的人,他天真爛漫,對世間的險惡並不充分知悉,最後落入事與願違中的下場。他對複雜問題的認知和實際狀況及後來發展之間存有眾多差距,改革與改變的驅動一環牽引一環,但結局多不在他的設計之中。他所釋放出的力量很快逃脱了他的控制。在改革上,他有的是急切感,缺的是節奏感,由於沒有輕重緩急的次第,最後一切都失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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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解體三十年的世局發展證明,政治理想主義的思維模式往往浪漫有餘卻不切實際,民主政治和資本自由的美好被誇大了,現實發展卻是百病叢生,政治極端對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社會騷動不安。西方從冷戰勝利中建立了高度的制度自信,卻在志得意滿中失卻了自我反思與矯正的動能,致使社會矛盾愈積愈厚,並且遭受經濟頹勢的衝擊,因而走向衰退之路。另一方面,中國的自由民主空間甚至不及他當年所釋放的開放程度,俄羅斯也走入倒退的逆流。

近年來經歷三溫暖一般高熱與酷寒快速交替的香港人,在戈爾巴喬夫殞落之際,回望三十餘年前蘇聯的改革歷程,再咀嚼香港三年多來走過的路,應該會感慨萬千,而且反思起來更為真切。

首先,改革的幅度該當如何設定?徹底的改革符合浪漫的理想,但如果沒有現實中充分的條件配合,必然難以達標,事與願違,甚至帶來顛覆性的後果。期盼一步到位,堅持缺一不可的改革理想,可能失之過度樂觀,而改革若能先設定有限目標,規劃先後次第,循序漸進推動,或許較能行穩致遠,逐步達成目標。

其次,政治與經濟孰重,優先秩序為何?自由民主誠可貴,但對多數民眾而言,經濟起落與民生福禍的變動可能更加切身。如果改革偏於一端,無法讓民眾獲得經濟上的利益,或者承受政治改革衝擊經濟與民生的苦果,甚至擔憂改革無法使其獲益,可能危害他的既得利益,則將不會衷心支持改革。政治與經濟兩劍齊發,或者只發政治箭而罔顧其經濟效應,則可能造成動盪與脫序,造成對經濟前景的恐慌,而引起建置的反撲與民間的反對。

另外,改革追求的目標與所使用的手段是否相稱?改革的成敗一方面繫於所懸示的目標是否切合實際,另一方面繫於改革手段是否穩當有效。如果追求的理想虛妄不實,或者太過難以企及,而所採取的手段缺乏策略性的縝密思考與完整規劃,流於紊亂無章,失之過激過當,或者有礙於目標的漸進性達成,則不是流於功虧一簣,就是失準甚至失控。

最後,境外勢力是否值得信賴?外國或境外勢力有其利益考量,不可能與改革者所追求的目標完全合拍,在過程中也不可能完全相契,始終相向而行。改革者可能被境外國家或勢力誘騙、利用、算計甚至背叛。如果對於外力存着不切實際的幻想,或者對其意圖與詭計不能防範,缺乏對治手段,最後可能勞燕分飛,自己吃虧上當,甚至遭受傾覆之災。這不就是戈爾巴喬夫被國內外人士一致嘲笑的歷史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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