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奈:核戰爭是否不可避免?

2022-09-16
約瑟夫。奈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前助理國防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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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並且在核戰爭方面與西方劍拔弩張,重新引發了關於核武器的討論。去年,一份全面禁止核武器的聯合國條約生效,但86個簽署國家裡,並不包括世界上擁有核武器的9個國家。那麼,這些國家如何證明自己擁有能將全人類置於危險的武器是正當的呢?

這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但必須連同另外一個問題一起考慮:如果美國簽署該條約並銷毀本國核武庫,是否仍能阻止俄羅斯進一步侵略歐洲?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人們還必須考慮核戰爭是否不可避免。

這不是什麼新問題。1960年,英國科學家和小說家查爾斯·珀西·斯諾得出結論:十年內爆發核戰爭是「數學上的必然結果」。這或許是一種誇張的說法。但許多人認為,如果戰爭在100年內發生,斯諾的預測就是正確的。20世紀80年代,主張凍結核武器的海倫·凱爾特等人贊同斯諾的觀點,並提出警告:核武器擴張 「將使核戰爭成為數學上的必然結果」。

主張廢除核武器的人士經常指出,拋一次硬幣得到正面的機會是50%;拋十次,至少有一次得到正面的機會將達到99.9%。未來40年內發生核戰爭的幾率是1%,但8000年後將變成99%。遲早有一天,形勢將對我們不利。即使每年把風險減少50%,也不可能降到0。

但是,在核武器問題上,這種拋硬幣的說法具有誤導性。它假定概率是獨立存在的,但人類的交往更像是灌鉛骰子。前一次投擲的結果可能改變下一次的結果。1963年古巴導彈危機之後,核戰爭的爆發概率較低,正是因為1962年的概率較高。平均法則不一定適用於複雜的人類交往。原則上,人類做出的正確選擇可以降低概率。

核戰爭的可能性同時取決於獨立和相互關聯的概率。一場純粹的意外戰爭可能符合擲硬幣的模式,但這樣的戰爭並不多見,而且意外事件也是有限的。此外,如果意外衝突數量有限,它可能引發未來採取行動,進一步降低爆發更大戰爭的概率。時間越長,事情發生變化的概率越大。8000年之後,人類可能面臨著比核戰爭更加緊迫的問題。

我們根本不知道相互關聯的概率是多少。但是,如果根據二戰後的歷史進行分析,可以假定每年的概率不在較高的分佈區間內。

據說,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估計核戰爭的爆發概率是33%到50%。但這並不一定意味着無限制的核戰爭。古巴導彈危機25周年之際,我們對事件親歷者進行採訪並了解到,儘管美國擁有巨大的核武庫優勢,肯尼迪還是因為最微小的核戰爭爆發可能性嚇退。最終結果並不是美國的完全勝利;美國妥協了,包括從土耳其悄悄撤走導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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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利用這種「數學上的必然結果」結論推動單邊核裁軍。顛倒冷戰時期的一句口號,那就是「未來幾代人赤化比死了好」。但是,核武器不可能被廢除,而且在9個或者更多意識形態不同的核武器國家之間協調廢除武器異常困難。單邊廢核行動有可能導致侵略者更加肆意妄為,增加不幸結果出現的幾率。

我們不知道子孫後代如何理解可用性和風險接受,也不知道8000年後的人們重視什麼。我們承擔著面向他們的道德義務,迫使我們謹慎地對待生存問題,但這並不要求我們徹底消除風險。我們應當給予後代的,還包括獲取重要價值觀的平等渠道,其中包括平等的生存機會。這與試圖將幾個世紀以來互不相識的人民的利益匯聚為當下某個不可知的整體是不同的。風險將永遠是人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組成部分。

核威懾觀點是基於可用性悖論:如果這些武器完全無法使用,就沒有威懾力;如果非常好用,核戰爭及其可能造成的破壞就可能出現。鑒於可用性悖論以及與人類交往相關的相互關聯的概率,我們無法找到何為「公正的威懾」這一問題的絕對答案。核威懾並非全對或者全錯。我們對威懾的接受必須是有條件的。

我們數世紀以來繼承的正義戰爭傳統,存在三個必須滿足的條件:公正和合理的理由,針對手段的限制措施,以及對所有後果的謹慎考慮。從這些條件中,我推斷出五條核原則。動機上,我們必須明白自衛是一個公正但有限的理由。手段上,我們不能把核武器視作普通武器,必須儘可能減少無辜民眾受到的傷害。後果上,我們應該近期內減少核戰爭的風險,並逐漸減少對核武器的依賴。地下室的炸彈存在一定的風險,但遠不如前線的炸彈風險大。

烏克蘭戰爭提醒我們,不確定性和風險是無法避免的。逐漸減少(而不是廢除)核武器的作用,這一目標仍然非常重要。「氫彈之父」理乍得·加爾文經過計算,認為「如果今年發生核戰爭的概率是1%,如果每年我們設法將其減少到前一年的80%,那麼所有時間內核戰爭的累計概率將是5%。」在這個概率之下,我們可以過上道德的生活。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Is Nuclear War Inevitable?」(2022)。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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