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觀察:《黃花崗外》增訂版出書感言

2022-10-06
廖書蘭
香港珠海學院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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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團結出版社」紀念辛亥革命110週年,出版作者《黃花崗外》簡體字增訂版)

 

去年(2021年)是辛亥革命成功110周年,北京「團結出版社」出版拙著《黃花崗外》簡體字增訂版,拙書能在內地出版及發行是我多年以來的心願。作為一個居港台灣同胞,自1999年開始在大公報、香港文匯報皆闢有專欄;偶寫日月星晨、花鳥蟲魚,偶寫本港社會百態、兩岸情況、國際局勢,20多年來筆耕不斷,樂此不疲書寫一個文學人眼中的家國情懷和一顆中國心。

今年10月是辛亥革命成功111周年,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3周年;今年的重陽節(西曆2022年10月4日)是孫中山先生唯一親自策劃、親自領導的史稱第一次「廣州起義」的第127個年頭,這也是《黃花崗外》的主題內容。

每到金秋10月,不期然都會想起中華民族的近現代史。回顧孫先生親自領導的第一次廣州起義,於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年九月初九(西曆1895年10月27日)在廣州發動起義,由於未發一槍即告失敗,歷來無人研究其原因;幸運的,我在胡志偉先生推薦下獲得一份《黨人碑》打字稿,並到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查閱發表於1907年《時事畫報》(廣州出版),作者黃世仲以第一次廣州起義為內容的報道文學體小說《黨人碑》,閱讀其中開始滿足我對該次起義竟未發一槍就失敗的好奇;由於當年沒有出版單行本,又《時事畫報》連載的《黨人碑》有三分之一散佚,若欲了解全貌就必須外求,後經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陳鵬仁主任委員的協助,得以翻閱了大量文獻資料,方能全面地了解興中會時期廣州起義的史實,包括背景、成因、失敗、逃亡及失敗後對孫先生本人和清末朝廷與民心的影響。

作者黃世仲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文化人,短暫的41歲生命裏,創作大量的文學作品(共20本),創辦或參與多份報紙,1903年有「黃世仲的一枝筆,勝過三千支毛瑟槍」之譽,也有「北章南黃」之說,章指章太炎,黃指黃世仲,由此可見,黃世仲在當時有一定的文化影響力。令人扼腕的是,黃世仲(1872年-1912年)並非死於辛亥革命的炮火中,竟是死於辛亥革命成功後,被同志間的猜忌而誣衊陷害。

中華民族自清朝末年的近百年中,受盡外國欺壓,屈辱賠款,內憂外患,民不聊生。今天中華民族的復興,需靠每一名中國人的奮勵自強,團結一心。而今香港跨過了因香港國安法的設立,被某些人過分解讀,所帶來的誤解而移離香港,及因新冠疫情所帶來的全球經濟蕭條。

香港是祖國的窗口,在任何的難關下,都有祖國適時在背後支撐。我們看見李家超行政長官上任以來大聲呼籲,香港要維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要搶人才!是的,不能讓新加坡掏走了我們的人才與錢財,香港已有成熟穩健的金融體制,恢復2019年前的經濟指日可待,「香港好,祖國好」只要有一個中華盛世,才不負辛亥革命的愛國英烈魂。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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