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底到2月初，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到訪南韓和日本，不少分析認為這是成立亞太版北約介入本地區安全的意圖體現。在筆者看來，關鍵的問題不是北約入亞，而是北約安全觀在本地區擴散會給東亞安全帶來嚴重負面結果，值得高度警惕。

美國國務卿、日本外相與美國國防部長、日本防衞大臣的作用已經同化，這本質上是外交邊緣化，甚至可以說是外交軍事化傾向的體現。 美日認為，一體化的軍事威懾力將為地區帶來安全，然而正如歷史反覆證明的那樣，軍事優先的安全觀不可能帶來持續的安全。

中美關係的持續緊張，被日本視為其實現正常國家化的戰略機遇，即「戰略自主的過度」。 日本對華戰略認知的負面定位在程度上已超過美國，似乎有給美國帶節奏的趨勢。日本發展「反擊能力」，本質上將改變戰後日本安保體制中的日美分工結構（即進攻性軍事力量靠美國，防衞性力量靠日本），使日本走向攻守能力兼備的國家。

中美若充分利用好此次元首外交的契機，抓住機遇，善處挑戰，對新型大國關係之路的探索就有可能順利再啟航。

作為美國在歐洲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德國將在堅持同盟的基礎上以低調務實的方式為自己也為歐洲摸索戰略自主之路，而對華關係將是一個重要試金石。

9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半個世紀以來，中日關係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得到了長足發展，但同時也面臨各種挑戰和困難。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日經濟依存不斷深化，然而兩國建立政治互信依然任重道遠。

此次東盟-美國峰會再次展示了過去幾十年來，東盟在引領地區多邊主義中所堅持的非意識形態化、非軍事化和強調在互聯互通中求發展的理念。“東盟中心”也將被繼續證明是推動亞洲多邊主義唯一可行的模式。

對於「挨罵」，中國需要有戰略警惕，但不必有戰略焦慮，有時候必須及時表達不滿甚至憤怒，但更多時候要通過更加積極生動的中國敘事來獲得廣大朋友圈的認同和支持。

中美沒有領土爭端，雙方也沒有美蘇時代的意識形態極端對立，因此，避免單純用地緣政治或意識形態零和競爭來定義中間地帶的經濟和技術領域競爭，就顯得尤為重要。

在中美關係和國際關係面對嚴峻挑戰時，我們必須真正理解小國邏輯的價值，這種價值源於大國和小國在定義核心價值時完全不同的驅動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