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要避免「必有一戰」的結局，關鍵是要能在台灣問題上找到協調的出路，並且遵循這樣的思路展開對話溝通。這種道路雖然機會不大，但不是沒有可能，差的只是一念之間。而現實情況進一步的冷酷發展，會是推動這一機制出現的最大原因。

英治時期，政府成立「土地供應特別委員會」，由行政局首席議員鄧蓮如主導，官員無不努力配合，次次達標。港英政府在7、8年內完成新機場有關的十大工程，其中涉及大量工程和土地，也沒有人說是個奇蹟。這證明了，就算在現有的體制下，及時解決土地短缺問題並非不能也，是不為也。政府急的，不應是為幾萬個家庭改善他們幾年後的居住環境，而是大力造地，充分利用現有的土地。

以高於傳統公屋每單位成本10萬元的成本，建造只使用5年的臨時房屋，這還未計算使用後拆除的費用，這是甚麼道理？唯一的理由，是政府目前找不到可以永久使用的土地，但又想盡快幫助現時居住環境非常惡劣又在輪候公屋的家庭。這動機雖然崇高，惟成本與效益不成比例，絕對是非理性的。

香港回歸後，在「一國兩制」的憲制秩序下的司法機構，特別是終審法院的設立，對香港及對國家都是一個新事物。香港的司法機構是國家憲法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架構的一部分。它同時也是國家憲法下的一部分，國家憲法也是它要遵守的法律。

中央政府決定改變防疫政策，表面上看來雖然是「與國際上的做法接軌」，但下一步政策和疫情將會往甚麼方向發展，仍然是一個未知數。中央有關部門對這些問題仍是高度關注。

如何處理病毒，即制定抗疫防疫的公共政策，基本上是個政治決定，是基於科學及病理學的有限知識、病毒可能造成的傷害，考慮各種措施對社會的影響及會造成的社會成本，評估市民接受程度，衡量之後而做出的決定。因此性質上，這基本是一個政治決定，不是一個醫學決定。

國際社會面對的問題，也是中國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說服美國改變其目前的態度與做法。幸運的是，目前雙方都認同需要保持溝通及對話。這是改變局面的必要條件，但遠遠不是足夠的條件。

「良政善治」的首要條件是「人」。新一屆政府的班子基本上已形成，餘下的尚有些副局長、政治助理及一些輔助人員的安排沒有定。新班子是否「德才兼備」 、「愛國愛港立場堅定」、 「能力突出」、 「熱心服務公眾」 ，相信不久就會看到結果。

「五十年不變」是一個哲學概念，而不是一個數字。這些說法都想指出這個「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並不是一個死綫。

面對中美關係嚴峻的局面，如何應付美國各種針對中國的極端措施，人民幣的真正國際化已成為中國最強力的反制武器。人民幣如何能安全地擴大其在國際上的使用，包括定價、交易、投資及儲備等，已變成國家的一個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