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遵義:粵港澳三地人才培育及發展

2017-06-27
劉遵義
中大藍饒富暨藍凱麗經濟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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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廣東自貿區深圳前海蛇口片區。(大公報資料圖片)

人力資源規劃是長期的,需要時間,我們是說百年樹人,也許不需要一個世紀,但肯定在一二十年或甚至一代人之間。如何統籌規劃,還取決於經濟的遠景。我們希望看到粵港澳大灣區(包括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東莞、肇慶、惠州和江門等11個城市),在20年後,是怎麼一個景象?我們祈望大灣區屆時是一個知識型的經濟與持續創新的基地——這將確保大灣區內的人均所得,與一般居民的福祉,能夠持續提升。假如要成功的話,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人才?我們如何培養、吸引和挽留這些人才?我們需要做些什麼? 

首先,我們需要建造一個創新生態系統。眾所周知,創新需要資金、人才與創業精神。然而,它需要的不僅僅是資金、人才與創業精神。它需要的還有: 

第一,必須是不但成功有獎勵,包括智慧產權的有效保護,而且還容忍失敗——讓發明家和創業者有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的機會。假如沒有第二次或第三次機會的話,願意冒險創新創業的人會少得多。 

第二,企業內部和企業與企業之間應當有開放的溝通交流,員工也能自由跨企業流動,交換和分享經驗、心得與知識。 

第三,研發和試點製造都需要相當大的固定成本,必須有一個大的潛在市場,才有攤銷的可能。這意味著在大灣區的城市,必須跨邊界協作與合作。香港和澳門本身的市場都太小,無法成為獨立的創新樞紐。 

其次,我們需要改造文化。科學與技術革命取決於突破性的創新(例如互聯網、瀏覽器、光纖等等)。突破性創新的發生取決於兩件事:第一,基礎研究——只有通過基礎研究,才會有"大創意"的發現,才能推進科技的前沿;第二,不怕挑戰既定的理論與權威。一個例子就是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對牛頓力學的挑戰。一般來說,東亞人,不單是中國人,尤其是那些留在東亞工作的人,太尊重權威,不敢挑戰既定的理論。在科研方面,應當以尊重真理取代尊重權威。 

學徒制度在科學家訓練中仍然十分重要,最關鍵的是老師們願意傳授學生他們全部的知識,一些沒有隱藏。此外,道德教育亦是非常重要,科學家需要知道什麼應當或不應當做。 

粵港澳大灣區如何能夠成為可持續的創新樞紐?創新樞紐成功的關鍵,取決於它能否在自我內生的條件下,持續不斷創造與產生嶄新原創的基礎概念。因此,創新樞紐必須擁有世界第一流的、從事基礎研究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美國的硅谷(與斯坦福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128公路(與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是兩個成功的例子,這些大學是世界各地有學術抱負人才(包括教授與學生)的磁石。大灣區有潛力發展成類似硅谷與128公路的創新樞紐,但需要在研發方面投入更多的資源,尤其是香港。 

大灣區11個城市的政府應當允許它們的研發經費在各城市之間自由流動,也應提供額外的長期科研資源,以便該區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可以達到國際最高的學術卓越標準。這些大學一旦能達標,就有條件內生性地持續下去。但企業卻不一樣,它們來來去去,不一定能永久存在。曾經稱霸一時的大企業,例如RCA、貝爾實驗室、施樂公司、諾基亞、黑莓和雅虎等,都已經或正在逐漸成為歷史陳跡。 

除此以外,一個樞紐的成功也取決於它往來的企業與人員的數量和質量,其數量與質量則取決於企業與人員的預期。這預期是有自我實現性的:假如發明家和創業者都預期在這樞紐會找到風險投資家,而風險投資家也預期在這樞紐會找到發明家和創業者,他們兩者將都會不約而同率先在這樞紐出現,交易就會發生,這樞紐也會因此取得成功。經過持久(十年或以上)和專志的努力,大灣區有機會成為亞洲和世界的創新中心。 

另一個大灣區應當做的事是設法吸引遷移者(movers)!一般來說,遷移者比留下者(stayers)努力,因此遷移者平均比留下者成功。我舉三個例子: 

第一,在海外成功華僑的家鄉,例如汕頭和廈門,經濟往往都是不太發達,遷移者比留下者成功得多。 

第二,美國在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的研究生,大部分是來自中國、印度與俄羅斯,都是遷移者,並非來自美國,因為自然科學和工程學對美國學生來說,都是太難了。 

第三,在所有我國的經濟特區裡,包括海南、汕頭、廈門和珠海,深圳是唯一成功的。整個深圳市的人口幾乎都是遷移者。 

我的結論是:資源的投入當然需要,但文化的轉型仍然是大灣區成為世界級創新樞紐的最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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