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回歸18年:一國兩制港澳模式之比較

2017-12-21
田飛龍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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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澳門模式相對成功及經濟社會更加穩定的主要原因在於:第一,宗主國葡萄牙在澳門殖民管治深度不夠,對澳門精英缺乏吸引力,回歸後亦基本沒有施加干預,使得澳門回歸及治理較為順利;第二,愛國愛澳力量在澳門相對更強,為回歸後治理打下扎實政治基礎;第三,澳門社會經濟結構、市民構成及國際影響力相對單調及可控,中央管治較為得心應手;第四,澳門基本法制定晚於香港,部分修正和調整了不利於中央管治的有關條款。這些歷史及政治因素在港澳之間差別較大,因此港澳治理不能簡單地橫向對比,需要分別評估、診斷及治理。

香港回歸後出現的一系列問題與挑戰和英美勢力持續干預、台灣因素及香港本地精英對西方文化的認可和忠誠有關,香港基本法之設計及回歸後的初期治理對香港政治社會複雜性及國際干預強度估計和應對不足。近五年來,中央循著依法治港和有序融合的方向積極調整治港重心與方略,完整詮釋及落實一國兩制法理和政策內涵,已取得積極成效。

澳門模式有香港值得借鑒的地方:其一,在國家安全立法上承擔對國家責任和義務,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憲制保障,澳門先於香港完成;其二,緩行普選,聚焦經濟民生及從制度上保障行政主導,是特區良好管治的基本經驗;其三,融入式發展思維,對一帶一路戰略及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應持有積極參與和發揮獨特優勢的立場及實際作為,帶動港澳社會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青年人帶來新的身份體驗、認同和歸屬性成就。澳門模式在上述方面有著顯著進展,香港社會應總結反思,克服困難,迎頭趕上。

當然,香港模式中也有澳門需要學習的地方,比如更加優良權威的法治、自治而富有活力的公民社會、更高的國際化水準與對外交往能力以及在金融、專業服務方面對國家更大的發展支持作用。澳門回歸18周年,各方面表現良好,但潛在的經濟社會問題也逐步凸顯,甚至反對派政治也在抬頭。澳門需要適當增強法治權威性及公民社會活力,經濟更加多元化,社會競爭力及公民競爭意識需要進一步激發,這些面向僅僅在澳門本地是難以展開的,需要更大的空間與戰略思維加以突破,幸好粵港澳大灣區提供了澳門模式轉型發展的巨大歷史機遇和空間。

總體上,澳門穩定超過香港,但香港活力及國際影響力超過澳門。這不僅僅是體量上的,也是結構與品質上的。對國家治理現代化及國際化而言,香港模式對國家制度與軟實力的挑戰更大,當然刺激成長的契機也更大,不過香港模式內部矛盾重重,張力凸顯,對國家依然保持嚴重的不信任甚至敵意,有本土分離及港獨運動,是需要嚴肅應對和處理的,否則香港的固有優勢非但不能為國家所用,還會成為國家進一步發展的障礙。澳門需要進一步融入國家及參照香港某些指標與經驗而提升國際化層次,比如過分“大陸化”而削弱一國兩制澳門模式的制度功效與發展潛力。港澳模式共同作為一國兩制的發展先導,對臺灣統一及統一後的憲制模式設計的影響與塑造作用依然存在。一國兩制在港澳台三地花開三朵,各自妖嬈,是值得比較分析又必須分別進行個案深度研究的國家治理與現代化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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