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金鋒:醫療系統應如何應對流感潮?

2018-01-24
郭金鋒
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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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香港的冬季忽冷忽熱,流感個案亦因此急劇上升,更出現本年首宗兒童流感死亡個案,一名3歲女童本月6日感染乙型流感併發腦病變,在聯合醫院深切治療部去世。 

女童的去世並非個別事件,2018年至今已有80宗學校或校舍宣佈爆發流感個案,共有472人受到病毒影響,更已有28人死亡。流感有別於一般的感冒而且要嚴重得多,有機會令患者發燒和渾身疲憊,甚至令人卧病不起,此次的乙型流感病毒,就容易產生腦病變的併發症,一旦感染病情嚴重,以致全城人心惶惶。 

可惜腦病變的症狀並不明顯,加上現時為流感高峰期,令各公立醫院急症室的求診人數急劇增加。在剛過去的上星期,每日就平均有7000人到急症室求診,引致急症室的輪候時亦變長,平均需要等候3-4小時。由於入住內科病房留醫的人數更連續數天超越1100人,令各公立醫院的內科病床都面對沉重的壓力。香港醫療體系不足,核心問題還是醫護人員人手不足之下,但病人仍因費用問題依賴公營醫療系統,醫護人才卻流向私院;基層醫療或家庭醫生又未能把守第一關,以致病人湧向急症室。 

公營醫療倘崩潰後果不堪設想

可惜討論多年的基層醫療,政府至今仍然欠缺周全的整體規劃,曾經推出長者醫療券、護士診所、疫苗接種計畫等,但實際作用不大。私家醫生收費依然偏貴,病人怎會不湧到醫院急症室?這問題若不解決,香港的醫療體系一旦從公營開始崩潰,付擔不起私立醫療的人就只能「諱疾忌醫」,於是隨街都是流感帶菌者。可以預計,病菌將迅速蔓延,香港恐怕出現較SARS更嚴重的流感疫情。 

政府想推的醫保計劃,卻是不負責任的產物,把保費管理權交回給私營機構,此舉容易造成強積金被亂收行政費或保管費的局面。政府過往一把重任交予私營機構就置身事外,領展商場就是常被引用的負面例子,因此醫保自然遲遲不獲坊間支持。 

綜合全球的各種醫療制度,一般可分以社會福利制度為主的「貝佛里奇模式」、社會保險制度為主的「俾斯麥模式」、混合上述兩種制度的「單一支付者模式」、以及完全由市場機制支配的「自付模式」。  

「單一支付者模式」是政府推行醫保的基礎理念,也是頭兩種模式的混合體,就是在醫療服務的運作上採「俾斯麥模式」,讓醫療機構私營,希望透過醫療機構間的競爭關係來保有市場效率;至於在醫療服務的精神上,採取「貝佛里奇模式」,也就是希望達到醫療權利為基本人權的一環,有錢的人多出一點幫助沒有錢的人,讓人人都可享有基本的醫療資源。優點是能保存醫療為巿民基本權利與適度的市場競爭,但最大的缺點就是很多成本都由醫療院所與醫護人員自行吸收,容易造成醫院濫收藥費,及增加醫療程序以增加利潤。 

輸入海外醫生是短期辦法

政府在改革醫療制度前,應先考慮將來香港的醫療保障,究竟是一種福利還是一種保險?例如該把重心放在本地醫生培訓還是考慮引入非本地醫生?政府對公營醫療的定位也不清晰,病人對醫生的比例、應投放多少資源等等,都欠缺實質指標。 

以上改革畢竟需時甚長,當務之急是增加人手,提高醫護人員待遇,讓私立醫療降至大部份市民都能負擔的水平,這樣會比較容易為香港未來的醫療制度訂立一個實際方向。 

公營醫療可以提供更多基層醫療和夜診等服務,防止病人未經分流下,無止境地流向公院。而輸入海外醫生,也是短期的解決方法,新加坡等一些先進的地區亦有效使用。當然此法是治標不治本,基層醫療及社區照顧等亦要互相配合。 

醫管局曾提出,有需要時可向衞生署或私院借用病床或人手紓緩壓力。在現今流感的非常時期,政府應提供季節性的私人機構醫療津貼予低收入市民,並引入合約制海外醫生,先捱過流感高峰期,日後再作從長計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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