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界的王菲」王安憶專訪

2018-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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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的身上有太多被外界賦予的標籤,比如,“風格多變的高產作家”,“上海城市書寫者”,“張愛玲後又一海派文學傳人”。然而,這些對於作家本人而言,不過是外部的喧譁,她直言:“《長恨歌》把我的創作覆蓋了,把我簡單化了,覺得我就是一個寫實的、張愛玲式的海派作家。有時候被這樣定位,其實很無奈。”她寧願隱藏在作品背後,與熱鬧保持距離。而早就成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寫作,儘管既艱苦又孤獨,但在王安憶看來,“我們寫小説的人,還是喜歡這種狀態”。

早聞王安憶被視作“文學界的王菲”,屬於較難訪的對象,一來不輕易接受採訪,二來回答問題惜字如金,氣質裏帶出的嚴肅與認真常常會讓沒有充分準備的訪問者難以接近。然而,在一個小時的對談中,卻讓人看到她作為知識分子孤傲背後的真實,不虛偽,不粉飾。非典型的上海長相,樸實家常的穿着,聽問題時常常伸長脖子,目光專注,回答時語速很快,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但句句經過掂量,大多就事論事,不會由此及他。

香港學生更加感性

王安憶此次來港,是受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之邀,教授今年新增設的創意寫作課程。師者,傳道、授業、解惑。相比職業小説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作家協會主席等身份,王安憶對在大學教寫作實踐課顯得樂此不疲,侃侃而談。

自二○○四年進入上海復旦大學擔任中文系教授至今,她已有十多年教書經驗。二○○五年,王安憶也曾到香港嶺南大學任駐校作家,教寫作課程。與在內地面向研究生不同,在香港王安憶接觸的多是以港生為主的本科生,在面對面的交流中她感受到兩地學生明顯的差異。

“香港學生寫的題材很感性,多數和生活經驗有關。當時金融風暴剛過,很多學生交上來的作業都與金融風暴有關,包括家庭的變故,個人的命運,還有整個社會的氣氛。他們雖然年紀很小,但已經能夠感受自己身邊的生活。這次在中大上課,給我的感覺也是如此。”王安憶續説:“內地學生寫作的內容往往是很流行的,可能是周圍的暗示太多了,他們寫校園的愛情,寫青春故事,而這些基本上都能找到樣本,比如從村上春樹的作品裏看到一些影子。”不同於內地學生作品偏同質化,港生的作業讓王安憶看到了原生家庭在各自身上的烙印,她認為“這可能跟內地這些年實行的獨生子女政策有關,他們的生活潮流化格式化,寫的題材主要靠想像。”所以,王安憶一直向學生強調“要寫與你的經驗有關的東西”。

教授寫作不靠教材

事實上,“創意寫作”這個概念在國際上已不新鮮,自上世紀四十年代以來,創意寫作在歐美已興起多年,很多高校都開設了寫作方向的MFA(藝術碩士),即俗稱的“寫作班”或“作家班”,一般需要兩至三年修讀完畢,白先勇、嚴歌苓等都接受過寫作班的培訓。反觀內地,即便是設立全國首個創意寫作項目(MFA)的復旦大學,不過十年左右。怎麼教?教什麼?教材從哪裏來?一直是寫作課老師研究的課題。

“沒有教材。”王安憶很直接。“因為面對的寫作對象、修改的作業,都不是固定的,我需要及時作出反應,然後和他對談、討論。我常常跟學生説,寫作不像下圍棋那樣有段位,我寫了幾十年,碰到的問題和你們碰到的一模一樣,就是寫什麼和怎麼寫。寫什麼很重要,也是最最基礎的事情。所以在課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決定寫什麼。”

如今,她又打破在復旦教授“小説寫作實踐”的方式,一開始便給學生開題。“在復旦,我一般會先給他們一個總題目,然後讓他們把自己的經驗放進去。在這裏,時間比較緊張,我就要求每個學生先開題,然後讓他們去找最適合寫或者最想寫的內容,這是第一步。”

中大的教課只有一個學期,然而面對數量上要比內地多上幾倍的一個班三四十個學生,王安憶毫不掩飾身為師者的擔心,例如不能如期收到作業,學生缺課曠課的情況還時有發生,“因為他們沒有想到,原來寫作是一件艱苦的事情,需要克服很多困難。”

作家無法挖掘培養

在王安憶看來,寫作課可以傳經驗教技巧,探討小説的邏輯,然而卻無法培養出作家。她説:“天賦很重要,可以説是一個決定性的條件”。她直言:“作家根本不是靠挖掘和培養,就得靠他自己生長出來,這真的是一個自生自滅的狀態。大家只能耐心等待,等待他慢慢地成熟,需要一個過程。不要着急,慢慢等就對了。”

王安憶無疑是具有小説家天賦的。她出生於文學之家,母親是著名作家茹誌鵑,父親是劇作家、導演王嘯平。王安憶沒有讓父母的光環遮蓋自己的能力,她靠自己的才華、靠自己的勤奮成為當今備受矚目的作家之一。她説:“沒有人特意來培養我,在這樣一個家庭裏面,書籍是比較充裕的,所以我從小就養成看書的習慣,父母的談話也會提供一些教養。”童年時代的生活如今回憶起來依然美好。王安憶續道:“但他們從來沒有跟我説過你要去做一名作家。我的母親自己就是個作家,她深知裏面的苦處,而且當時‘文革’期間,知識分子容易受到一些衝擊,她內心其實希望孩子不要去寫作,最好去做科學家或者醫生。可是沒有機會。”

動盪的年代,大量的書籍在大街上隨處可得,廣泛的閲讀成為她的心靈慰藉,而知青歲月則加深了她對生活和苦難的認知。這些經歷都成為王安憶日後創作的源泉。“文革”結束,王安憶重返上海,開始陸續發表作品,一九八○年,她正式開始寫小説。發表於一九八四年的首部長篇小説《69屆初中生》,洋洋灑灑二十五萬字,講述初中生雯雯從孩提到知青時代的生活,明顯地具有半自傳色彩。到一九八六年初版發行的中篇小説《小鮑莊》更是被視為“尋根文學”的代表作,而王安憶也開始被定位為知青作家、尋根文學作家。

一九九五年,代表作《長恨歌》問世後,她又被歸為海派作家,成為“上海城市書寫者”“上海文化的代言人”。不過,王安憶始終不認為這部備受追捧的小説是她最好的作品。“《長恨歌》是一個帶有很多通俗元素的作品。它確實為我培養了一些讀者,但是也把我的創作覆蓋了,把我簡單化了,覺得我就是一個寫實的、寫日常生活的、張愛玲式的海派作家。有時候我們被這樣定位其實是很無奈的。”

獲獎作品曾遭退稿

對於二○一六年出版的長篇小説《匿名》被外界評價“難讀”“燒腦”,王安憶顯得不以為意。“我很早就開始不太關注外界的評價,如果有人和我談談話,我也願意聽。其實寫得如何,作家自己最明白。哪一點做的是滿意的,哪一點覺得不滿意,誰都沒有作者本人清楚。如果你覺得很踏實了,別人再怎麼説你也會很放心。自己最最明白。”對於有評論認為《匿名》不似王氏風格了,王安憶頗為無奈地説:“作者留給別人的印象,自己無法控制,這是一個完全被動的狀態。其實在《長恨歌》覆蓋下,你會看到我的寫作是比較多樣的,這種比較抽象的寫作,我其實很早就開始嘗試了。”她還舉例,二○一六年獲得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的實驗性小説《紀實和虛構》在最初投給文學期刊時就曾遭遇退稿,最終發表也是經過了刪減。

不過,王安憶也坦誠年輕時很驕傲,“你知道嗎?年輕的時候,寫作是很驕傲的一件事,而且想去顛覆傳統的意識特別強,到現在才慢慢回過來,覺得小説還是要寫得好看,你不能拒絕讀者。”但她依然堅持小説不能去迎合讀者,“千萬不能”。

香港文學保持個性

繼《匿名》之後,隔了一年,王安憶便推出中篇小説集《紅豆生南國》,集結了《鄉關處處》《紅豆生南國》和《向西,向西,向南》三篇小説,其中《紅豆生南國》則是她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創作《香港的情與愛》後又一次書寫發生在香港的故事:自幼為人領養的男主人公與養母、生母、妻子,以及離婚後出現在他生命中的女性們的羈絆。

在《香港的情與愛》裏,王安憶將香港形容是“一個大邂逅”,“一個奇蹟性的大機遇”,“它是自己同自己熱戀的男人或女人,每個夜晚都在舉行約會和訂婚禮,盡情拋撒它的熱情和音樂”。二十多年後,到了《紅豆生南國》中,她如此寫道:“填地日益增闊,地上物堆壘,天際線改變,變成幾何圖形,等到天黑,將大放光芒,此刻還封閉在新型建材的灰白裏。汽笛聲被夾岸的樓宇山巒吃進去,吐出來的是回聲,海灣已成迴音壁。這是香港嗎?他都不認識了!”

自一九八三年第一次來香港,如今三十多年過去,這座城市給王安憶帶來變化的不止是視覺上的衝擊,更有心靈上的震撼。“早年在國外認識的一個香港人曾跟我説,香港這個地方,每個人都想從它身上得到一點好處,但是從來沒有人説‘我愛香港’。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愛香港,他們開始考慮香港的前途,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不再是過客的心態,而是一種認同感,我覺得這跟迴歸有關係。”

對於香港文學,王安憶建議要堅持獨特性,“就像上海文學不會刻意去融入普通話寫作一樣,香港應該保持自己的個性。因為寫作是一個非常個人的,甚至相對孤立的過程。否則,你不就沒有性格了嗎?”

逗留在香港的這段時間,王安憶除了在中大教書,以及與導演許鞍華商量有關張愛玲小説《第一爐香》的電影劇本合作外,就是寫作了。“喜歡安靜的人才會去寫小説。我不喜歡吵鬧,可能是生性的緣故,和別人接觸時,相反還會很有壓力,所以我還是喜歡寫作這種狀態。”

 

文章原刊於大公報,題為《標籤覆蓋下的王安憶》,本網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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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