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汝榮：許智峯深得港英政治部的精神

早於1930年代，英國政府為達到順利管治香港之目的，輾轉在香港的皇家警察部安插了一個特別部門，取名為政治部(Speical Branch)。此部門專責收集社會各階層人士的資料，以監察他們是否屬於「親中份子」，有否進行顛覆(港英/倫敦)政府的活動。任何人士一旦成為受監察的目標人物，其個人政治取向，及各方面個人資料及私隱，均一一被此部門充份掌握。

政治部雖名列警察體制下，但其權力實則凌駕於用來規管警察的法律之上。政治部可以收集、儲存或與其他國家分享涉及目標人物的任何資料，甚至有權把受監察者拘禁於西區摩星嶺，一間名為「白屋」的地方。

政治部是個諜影深深的神秘部門，隨著日轉星移，至1995年香港接近回歸祖國時，英國政府才把這部門解散。多年來從各方收集得來的個人資料，據說部分被銷毀，部分被運回英國，部份則另有安排。政治部的變遷，應該是香港歷史一個重要的環節。

政治部退出香港，港英政府才保障私隱

隨著政治部結束之翌年，即1996年，一條聽似文明、看似公正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稱《條例》)便在香港實施。《條例》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開宗明義列明，條文對政府本身也具約束力。《條例》的主旨，是保障市民的私隱，禁止任何人士非法收集、儲存、傳送及處理屬於他人的個人資料——包括政府。

令人最感諷刺的，是《條例》中所禁止的「侵犯個人私隱」的行為規範，正正是英政府在香港回歸祖國前的「主要工作」。相同的行為、相同的做法，卻因為此一時彼一時，由可以凌駕法律，變成為必需受法律(《條例》)監管，大家意會到當中的微妙之處嗎？

解散政治部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涉及海量的保密文件檔案如何處理，可想而知一切需要經過多年計劃才可把箇中細節逐一妥當落實。而推行一項新法案，同樣也是個繁複的過程，亦需經年累月的事前準備，才能訂立出一些滴水不漏的條例。細看1995年解散政治部，以及後來於1996年訂立新《條例》的時序，兩者一退一進可謂環環相扣，但當中涉及複雜的程序。

「一進一退」之間不為人知的事

筆者在此鄭重指出，當年這「一退一進」之間，定必有一段重疊階段。即是，在該重疊階段內，政府這邊廂仍運用可用的權力，收集目標人物的個人私隱；而與此同時，那邊廂卻將他在做的事，全部以「保障私隱」為名列為禁止執行，並寫入《條例》內。

政治部在香港殖民地時代的最後光陰中，是否在行「知法犯法」之事？這值得港英政府及倫敦政府出面說明，以還歷史一個清白。否則，一方面删除、銷毀、處理了自己所犯「罪行」的相關罪證後，才來推出一套道德理念崇高的《法例》，去規管回歸後的特區政府繼續做政治部在回歸前的「罪行」，這豈非就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如此雙重標準，近日便有一例，城中熱議「民主派」許智峯議員在議會中搶去一位女公職人員的手機，並擅自下載手機內的資料。許智峯事後更對此行為加以辯解，聲稱自己想確定該女士的手機內是否載有其個人資料。

筆者對此解釋大惑不解，這種「我為保自己私隱，便侵犯你私隱」的做法，不就是「你做就不可以，我做就可以」嗎？許智峯對整件事情的處理手法，可真有當年政治部的影子，甚或有過之而無不及。

由此可見，法律雖然公平公正，但這一工具落在不同人的手中便有不同的功效，落在公平持政之士手上，自然成為衡量是非的工具，但若落在「無賴」手中，卻也可以搖身一變，成為一種傷害社會的兵器。

 

文章原刊於《橙新聞》，本網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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